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29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富拉顿等人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如果考虑到金的流出，也是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的区别，转化为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资本在这里所起的特别作用，使得这种银行家的经济学千方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事实上是真正的资本，就象启蒙经济学千方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不是资本一样。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说明，他们在这里是把货币资本和在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混为一谈了。其实，前一种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即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不动产的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对那些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实际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25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即债权，还是象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拿国债和工资为例来说。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他持有一张比如说100镑的国债券；2．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5镑，或5%；3．他可以随意把这张100镑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那末所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100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100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5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给国家的贷款已经不再存在。这种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而只有通过作为资本投入，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人A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就象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款都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A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性。对B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入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B只是代替了A，买进了A对国家的债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因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000镑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工人有资本价值，如果我们把他的常年服务的货币价值看作是利息收入，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价值……只要……把平均日工资按4％的利息率资本化，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平均价值：在德意志一奥地利是1500塔勒，在普鲁士是1500，在英格兰是3750，在法国是2000，在俄国内地是750塔勒。”(弗·雷登《比较统计学》1848年柏林版第434页)】，还非常热中于这个观念。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通过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创造了一种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是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象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象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末，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2 1/2％，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国家证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象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兹维尔亨巴尔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弗·恩·}】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到1847年10月23日，公债以及运河和铁路股票已贬值114752225镑。”(《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800号]，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的证词。)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贷款人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不过，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销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销，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最近几年，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这种金融信托公司，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这种公司是为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例如外国的国家证券、英国的市政债券、美国的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而成立的。资本，比如说200万镑，是通过认股的方法筹集的。董事会买进了相应的有价证券，或在这上面多少主动地作一些投机，并且在扣去各项开支以后，把年利息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各个股东。——其次，还有些股份公司习惯于把通常的股票分为两类：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率是确定的，比如5％，当然，这以总利润许可这样付息为前提。付息后如有剩余，就由普通股获得。这样，优先股的“可靠”的投资，就或多或少和普通股的真正的投机分开了。因为有些大企业不愿采用这个新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们把一百万镑或几百万镑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按这种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其中一半为优先股，一半为普通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们是发行新股票的基础。——弗·恩·}】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对银行家的贷款，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保管的现金存在的。如果存款用在汇划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销账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例如，A借给W1000镑，W立即用来向B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B因为不需要用钱，所以又把这1000镑借给X，X又立即用来向C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C又用同一方法，由于同一理由，把这1000镑借给Y，Y再用来向D购买商品。因此，同一些金币或纸币，在数日之内，就可以用来借贷三次和购买三次，而每一次在价值上都和这个货币总额相等。A、B、C是三个有钱的人，W、X、Y是三个借钱的人，前者转给后者的是进行这种购买的权力。这些借贷的价值和效用都是由这种权力构成的。这三个有钱的人所贷出的资本，等于用这个资本所能够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以等于购买时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的三倍。但是，只要这些债务人购买的商品使用适当，能及时收回同等价值的金币或纸币，并取得利润，那末，这些借贷仍然可以具有十分可靠的保证。就象同一些货币能够用来进行等于其价值三倍以至三十倍的借贷一样，它们也能够用来依次进行偿还。”(第2篇第4章)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许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只是货币不通过购买而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媒介，那末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亚·斯密关于一般借贷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因为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000镑，明天又会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700万镑。如果不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通货论》第62、63页)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一次听听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先生是怎么说的：

　　“私人银行的准备金，以存款形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手里。金流出的影响首先好象只涉及英格兰银行；但它会同样对其他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影响，因为这也是它们存放在我们银行里的准备金的一部分的流出。它还会对一切地方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同样的影响。”(《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639、3642号])

　　可见，这些准备金最后实际上会并入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此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1892年11月伦敦十五家最大银行的银行准备金公报(引自1892年12月15日《每日新闻》)来证明：

　　在这大约2800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2500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只有300万镑现金存放在这十五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1892年同一个11月内，一直不满1600万镑！——弗·恩·}】但是，这种准备金也有双重存在。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准备金，等于该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超过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额。该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1400万镑(发行这个数额，不需要有金属准备；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国家对该行所负的债务)，加上该行的贵金属储备额。因此如果贵金属的储备额＝1400万镑，该行就可以发行银行券2800万镑。而如果其中有2000万镑在流通，银行部的准备金就＝800万镑。这时，这800万镑银行券按照法律就是该行可以支配的银行家资本，同时又是该行接受存款的准备金。如果现在金的流出使该行的金属储备额减少600万镑，——因而必须销毁同样数额的银行券，——那末银行部的准备金也就会由800万磅减少到200万镑。一方面，该行将会大大提高它的利息率；另一方面，那些在该行拥有存款的银行以及其他存款人将会发现，作为他们自己在该行存款的保证的准备金已经大大减少。1857年，如果英格兰银行没有得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政府指令”【{1844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不顾它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借给各个银行和各个汇票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借给商业界。——[弗·恩·]}】，伦敦四家最大的股份银行就要强行提取它们的存款，从而使银行部破产。因此，尽管发行部还有好几百万镑(例如1847年有800万镑)作为流通的银行券兑现的保证，银行部还是会象1847年一样垮台。不过，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

　　“银行家自己不直接需用的存款的大部分，都转到‘bill-brokers’＜按字面是汇票经纪人，事实上是半个银行家＞手里，而后者作为借款的保证交给银行家的，是他们已经为伦敦或其他地方的人贴现的商业票据。这种汇票经纪人对银行家负责偿还这种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这种交易的数额非常巨大，连现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在作证时也说：‘我们知道某个经纪人有500万镑，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经纪人有800万到1000万镑；一个有400万镑，另一个有350万镑，第三个有800万镑以上。我这里说的是掌握在经纪人手里的存款。”(《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1858年第V页第8号)

　　“伦敦的汇票经纪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没有任何现金准备；他们指望陆续到期的汇票的收入，在紧急时，就指望用他们已贴现的汇票作保证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同上，第VIII页第17号]——“1847年，伦敦有两家汇票经纪人公司停止支付，后来又恢复营业。1857年它们再一次停止支付。其中一家在1847年的负债额约计为2683000镑，而资本为180000镑；1857年的负债额为5300 000镑，而资本也许不超过1847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的负债额两次都在300万到400万之间，而资本却不超过45000镑。”(同上，第XXI页第5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