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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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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肉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OK”。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人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
  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