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

1。你不想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那么像《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这一类小说你想表达什么呢？是你个人对历史的感觉，或者仅仅是借用历史的场景，获得更大的空间来发挥自己创造虚构的能力？
　　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小说意识，但事实上许多人试图把握和洞悉的历史大多是个人眼中的历史，我认为历史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武则天》我无心多谈，《我的帝王生涯》的写作大概只是一个很长的白日梦，在北京上学期间我多次去故宫，那里的红墙绿瓦浮云沧桑诱使你做这种白日梦，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是无核对号的，因为是虚构，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冲动在于设想了端白戏剧化的一生，从帝王沦为杂耍艺人，其中的环节创造给你一种推理破案的快感，大起大伏的人生，正好配合我的多余的泛滥成灾的想象力。
　　2。被你视为榜样的作家是哪几位，被你奉为经典的作品是哪一些？你会不会经常阅读它们？福克纳、乔伊斯、福楼拜、马尔克斯、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等，还有别的许多中外作家。这些作家每人都写出了经典，经典太多了，要说肯定是挂一漏万。
　　阅读是必须的，事实上阅读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不。
　　3。你如何区分好的作品与糟的作品，你的标准是什么？作品的好坏都是针对具体的阅读者来说的，我的标准其实以我个人喜恶来定，喜欢的就算是好的，不喜欢的却不敢说它是槽的。具体来说我总是试图从文字中捕捉文字后面的作家的形象和表情，这是可以捕捉到的，是天使便有奇妙的光晕，是庸人你便能听见他放屁的声音。
　　4。你写作至今遇到过多少次困境了？你又是如何从困境中脱身的呢？记不清有过多少次困境了。所谓困境是由自我厌倦自我怀疑造成的，清醒的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是自大狂，写完了却容易心虚，容易怀疑，这或许不是坏事，是你必须面对的艰难。我从未有从困境中脱身的感觉，在写作上我大概会永远怀有危机感。
　　5。香揍树街是你生命中的重大情结，它的故事是你生命中最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你小说的一种标志，因此香椿树街会不会是你永远写不完的一条街？我也愿意这样想，我自己最自怜的作品就是这些香椿树街故事，这些故事确实与我的生命有关。我相信一个作家的童年在作品中不断地出现可以衍生出新的不同的意义，我可能会一直写下去。
　　6。描写香椿树街的故事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从《刺青时代》到《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你顺着小说的阶梯走向童年，而《城北地带》更是一次长长的沉迷，每一次你把笔触深入香椿树街，更多的是情不自禁地投入还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用理性之光透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每一次投入都让你收获了什么？具体的写作过程我常常无法回忆，我不能筛选理性或者感性，再具体到我笔下的人物，我总是一边同情着他们一边批判着他们，这种投入是情感和理性两方面的消耗。收获当然是有的，就像看自己栽的树长出一片树叶。
　　7。写作对你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吗？你一般每天写作几个小时？是不是灵感来了一天就能写一个短篇？你一天最多写过多少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当你一边写作一边恨自己的写作能力时，怎么可能体会到快乐呢？快乐不常有，那仅仅发生在写得满意自以为是大师的时候。
　　我写作始终没有规律。写作时间也没有规律，一天写一个短篇的事曾经发生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而且是一个被永远废弃的短篇。近几年来我一天最多的写过四千多字。
　　8你是一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作家，拿起你的小说，即使题材不配我的胃口，我也能读下去。辛格曾经说过，写小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谋篇布局，使故事引人人胜，那么写作对你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你最擅长写什么？不是谦虚，我自己认为我的故事讲得不够好，真正讲故事讲得好的是霍桑，爱伦坡，张爱玲也讲得好。写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讲故事，是关于节奏声调甚至内容方面的困难。
　　9。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两大嗜好，第一，你喜欢写小人物，第二，你迷恋死亡的主题，而且这两种嗜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你的笔下，小人物往往活得平常，死得蹬践，他们几乎都死于非命，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价值，如《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为了追回两毛钱；《灰呢绒鸭舌帽》中的老柯为了追一只鸭舌帽，小人物执着于无意义的小事是他们应付现实、消耗生命的方式？你仅仅是为了感叹生命的无常吗？我小说中的人物鲜有阶层标志，也就是说我从未刻意写某一个阶层的生活，至于生活在香椿树街的人们他们肯定是小人物，所谓小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关心柴米油盐胜过政治、艺术和新闻，他们不考虑生活的意义而只关心怎么生活下去，这恰恰是我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的普遍的生活。我从不鄙视这样的生活，但我有义务审视这样的生活，《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为例、追回两毛钱确实可说是他应付生活的常态，是他生活中的政治和哲学，但我需要说明的是死亡与其并无任何因果关系，死亡是另一个巨大的文学主题，它可以覆盖所有的小说空间，并不只对小人物产生特殊的意义，生命无常是一种常识，但对于生命的形态我们永远有话可说，可以说出许多小说来。
　　10。作家写一个长篇小说总是要酝酿很长时间，你在写作长篇的时候要作哪些准备？会在漫长的酝酿过程中作一些笔记，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段情节的提示、用以帮助唤起所有自以为精彩的记亿。写长篇对于一个生性懒怠的人是一种挑战和压迫，写长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体验和疲惫。我不明白为什么作家都要写长篇，为什么不像博尔赫斯、契词夫那样对它敢于翻白眼。奇怪的是人们大多认为长篇小说是作家的得分或责任，而不是短篇或别的什么。
　　11。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有没有你特别看重的作品？是哪几部？为什么？当然有我看重的作品，但我确实不习惯谈论那些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在文章中谈。假如要谈也需要像纳市科夫谈福楼拜那样地谈，那才是作家谈论作家的方式。
　　12。从你的写作实践来看，文学批评对你的创作有意义有影响吗？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关系。作家与批评家躺在文学的大床上，肌肤相亲，但是他们作不同的梦，相对来说作家是很自恋的一群，他们对批评的关心其实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
　　13。作家这个称谓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意味着把我的一生变成文字，把文字变成我的一生。
　　14。我们正处于世纪未的时空中，你觉得九十年代的文坛和八十年代的文坛有什么不同？在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有没有世纪末的心态或情绪？你对“世纪末心态”或“世纪末思潮”的提法如何评价？九十年代的文坛其实比八十年代的文坛要冷清许多孤寂许多，我从未想过用我个人观点去评价它们的不同，每一种个人立场都能形成一种观点，我总是试图透过发言者的观点看清他的立场，因此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喜欢这么一种说法，一切留待后人去评说，因为那时候没有当事人了、后人的立场观点因此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批评家们总是试图概括和鉴定他们眼中的文学，这是他们的工作。我出于尊重个人的习惯尊重他们的工作，我能做到彬彬有礼，但说实在的我对此缺乏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