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自传
作者:苏童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0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0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