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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

作者:梁斌

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
  “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
  “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
  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
  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
  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
  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
  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