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
　　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话里带刺，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人民的祖国、人民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
　　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拜或是假日，叫他们家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两个人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可是，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不肯不来，而且来得更多。
　　冯登龙听得江涛讥诮他，一下子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只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
　　冯登龙气得脸上红彤彤的，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
　　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
　　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自从沈阳事变，激于救国的热情，东北义勇军蜂起。有共产党的，有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封建军阀的。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
　　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兵打出去！”
　　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地能救了国家。”他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说：“墨索里尼当过小学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元首，实行了狄克推多。”
　　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
　　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
　　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
　　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圆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反来复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悄悄地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用图钉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摘下来，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象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地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地一声戳在桌子上，撅起嘴来，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