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现代夸父
作者：宋强、乔边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
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
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进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万花筒般的世界时，我们发现，30多年的奋斗并不是我们赶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与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当1997年，人们再次赞颂邓小平的功勋时，会无限地感慨：中国在政治旋风过后，多亏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及时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强大的反差面前，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我们在50年代末曾经有过类似的躁动， 那就是著名的大跃进。 但70年代末的“现代化” 躁动已与往昔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内赶超英美，与其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说是为着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结果是，不管我们号称粮食亩产达多少千吨，不管我们的钢铁元帅的大旗举得多高，我们依然失败。与50年代相比，1978年对现代化的渴望，是出于我们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我们眼中，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不正是我们多年来幻想的幸福吗？面对繁荣与幸福的美好蓝图，我们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 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这个计划在20年后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口，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 又无现存矿山可以依附， 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这个与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项目，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宝钢的生成与其说是“人定胜天”的证明，不如说是违反经济规律所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尽管宝钢终于在沉重而缓慢的运转后，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但当年的质疑，无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新课题提出的反思，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宝钢的所有矿石要靠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1978年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蒋子龙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激动。1978年，乔光朴厂长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不可不谓眼光深远、胆略超群。他说：“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去养鸡喂鸭。”就是这么一个敢拍胸口的“企业英雄”、面对现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马，他无不焦急地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编者注），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不是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乔光朴的这种焦灼也许代表当年最广泛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唤醒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可贵的。然而同时发生的新一轮的急躁冒进的“洋跃进”，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国力的重负外，留给后来的教训也是同样深刻的。“洋跃进”所引进的一部分设备，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适应设备要求，使许多设备在风雨之中或流水线上沉睡达10多年。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套设备沉睡达16年，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1978年的另一种焦灼是经济规律对我们的习惯性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它促使我们的观念俏然改变。
某厂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日方在参观该厂的基本生产力和配套设施后，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该厂1／3的工人就能维持生产。该厂工人一致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要保证每一个人吃饭……几十年前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村，难道几十年后还能让鬼子进工厂？
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日本人和日本货对我们的观念冲击至今使我们记忆犹新。《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定以后，日本人的许多生产观念和营销观念，无不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以致于我们在后来看见满街的日货。在80年代中期，民间曾经以民粹方式提出“拒绝日货”。这些情状都属国人的正常反应。
蒋子龙的另一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更加清晰地表现了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
我们厂原是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材料是捡别人的厂甩出来的废物，
花钱不多，一本万利。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
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
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
刘书记一听这个数字吃了一惊……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奖金，
这可了不得。”……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
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
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
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
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按上
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
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说怎样？”
金厂长的形象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上，现代化要求有新的调整，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力成分，在现代化之路上必须得到相应的尊重，胡耀邦说得更坦诚：“一要建设，二要吃饭。”改革之初，“奖金”的概念几乎成为新名词，“奖金”一度成为人民追逐的热点，奖金加工资，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现代化之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的结合，也正是现代化的灵魂所在，中国人才有了获得个人尊严的感觉，在新中国的五、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个人价值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进入现代化旅程后，个人价值得到了承认，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对个性抒发的宽容，无不是现代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的结果。也许，在1978年，我们面对现代化的激动中，未曾想到它会带来80年代、90年代的解放和相对繁荣，但现代化之门一经打开，虽然出现如“洋跃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各种失误和挫折，现代化毕竟会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人”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得到从未经历过的丰富与满足，现代化思潮也再次证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明确的道理。
年度记事
★ 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 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
3月18日至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指出今天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此而做出贡献，就是红与专的统一。对于学术上不同见解，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冲破了对拨乱反正设置的各种障碍和禁区，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赞成文章的观点，但华国锋却指示中宣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加入。”理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不让《红旗》杂志发表支持性的文章，并授意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讨论不予表态，甚至对表示赞成讨论的同志进行责难。由于党中央多数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这场讨论冲破了华国锋等的压制，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 小泽征尔在中国访问演出
我国首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欣赏了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交响音乐会。
在小泽先生指挥演出的曲目中，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是一部深度难度较大的作品。由于小泽先生以高超的指挥技巧，引导和启发演奏员深入地表达音乐作品的内在美和力求交响性的融会贯通，自始至终抓住勃拉姆斯宽广宏大的交响乐风格，使这部古曲交响作品演奏得既忠实于原作的古典风格，又富有现代人的激情；既春意盎然，富于歌唱性，而又结构严谨。在小泽先生指挥下，乐团演出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乐曲《伐木歌》，音乐气势磅礴，具有浓厚的日本民间歌舞的韵律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在音乐会上，小泽先生还以极大的热忱指挥乐团演奏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
★ 话剧《杨开慧》公演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对江青的一个强大抗议信号就是——“我们怀念杨开慧！”本年公演的《杨开慧》描写的是1920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和夫人场开慧的革命活动。报载：全剧再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播撒革命火种，在湖南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话剧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演出团演出的。
★ 话剧《于无声处》公演
话剧《于无声处》是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上海市工人文化官业余话剧队演出的。它首先在上海上演，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随后许多剧团都纷纷演出这个话剧。
话剧《于无声处》 第一次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 讨伐“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行动，作为正义行为在舞台上来歌颂，并成功地塑造了欧阳平这个不畏强暴、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典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赏。
★ 中国停止对越南援助
7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通知它：中国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尚在越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进行民族解放事业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给予其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在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对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对此越南领导人多次给予很高评价。然而，70年代末、中越关系出现严重摩擦，越南发生驱赶华侨事件，中越边界气氛紧张。因此，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
★ 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
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通知它：中国被迫停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1954以来，中国政府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先后向阿方派出了近6000名专家，为阿方培养了大批的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对此，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等多次表示赞扬和感谢。从1976年11月阿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阿领导人公开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即使这样，中国政府还是以中阿人民的友谊为重， 继续向阿提供援助：1977年至1978年7月以前向阿方发送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等。然而，由于阿领导在政治上加剧反华，背弃双方签订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诬蔑和陷害中国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中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在此情况下， 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我国援阿专家和技术人员奉命于7月21日全部回北京，在我国学习的阿学生和实习生，分别于7月13日和7月20日回国。
★ “伤痕”文学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艺报》 编辑部于9月初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10多篇短篇小说进行热烈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作家、评论家，报刊、电台编辑、记者、大学教师共40余人。
从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以来，相继出现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使人悲愤，感人泪下，发人深省，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这些作品从实际出发，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尖锐地提出了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强烈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文学创作的新气象、新突破，是好事，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 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
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进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万花筒般的世界时，我们发现，30多年的奋斗并不是我们赶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与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当1997年，人们再次赞颂邓小平的功勋时，会无限地感慨：中国在政治旋风过后，多亏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及时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强大的反差面前，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我们在50年代末曾经有过类似的躁动， 那就是著名的大跃进。 但70年代末的“现代化” 躁动已与往昔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内赶超英美，与其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说是为着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结果是，不管我们号称粮食亩产达多少千吨，不管我们的钢铁元帅的大旗举得多高，我们依然失败。与50年代相比，1978年对现代化的渴望，是出于我们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我们眼中，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不正是我们多年来幻想的幸福吗？面对繁荣与幸福的美好蓝图，我们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 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这个计划在20年后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口，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 又无现存矿山可以依附， 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这个与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项目，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宝钢的生成与其说是“人定胜天”的证明，不如说是违反经济规律所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尽管宝钢终于在沉重而缓慢的运转后，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但当年的质疑，无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新课题提出的反思，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宝钢的所有矿石要靠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1978年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蒋子龙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激动。1978年，乔光朴厂长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不可不谓眼光深远、胆略超群。他说：“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去养鸡喂鸭。”就是这么一个敢拍胸口的“企业英雄”、面对现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马，他无不焦急地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编者注），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不是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乔光朴的这种焦灼也许代表当年最广泛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唤醒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可贵的。然而同时发生的新一轮的急躁冒进的“洋跃进”，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国力的重负外，留给后来的教训也是同样深刻的。“洋跃进”所引进的一部分设备，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适应设备要求，使许多设备在风雨之中或流水线上沉睡达10多年。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套设备沉睡达16年，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1978年的另一种焦灼是经济规律对我们的习惯性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它促使我们的观念俏然改变。
某厂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日方在参观该厂的基本生产力和配套设施后，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该厂1／3的工人就能维持生产。该厂工人一致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要保证每一个人吃饭……几十年前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村，难道几十年后还能让鬼子进工厂？
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日本人和日本货对我们的观念冲击至今使我们记忆犹新。《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定以后，日本人的许多生产观念和营销观念，无不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以致于我们在后来看见满街的日货。在80年代中期，民间曾经以民粹方式提出“拒绝日货”。这些情状都属国人的正常反应。
蒋子龙的另一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更加清晰地表现了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
我们厂原是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材料是捡别人的厂甩出来的废物，
花钱不多，一本万利。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
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
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
刘书记一听这个数字吃了一惊……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奖金，
这可了不得。”……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
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
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
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
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按上
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
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说怎样？”
金厂长的形象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上，现代化要求有新的调整，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力成分，在现代化之路上必须得到相应的尊重，胡耀邦说得更坦诚：“一要建设，二要吃饭。”改革之初，“奖金”的概念几乎成为新名词，“奖金”一度成为人民追逐的热点，奖金加工资，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现代化之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的结合，也正是现代化的灵魂所在，中国人才有了获得个人尊严的感觉，在新中国的五、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个人价值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进入现代化旅程后，个人价值得到了承认，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对个性抒发的宽容，无不是现代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的结果。也许，在1978年，我们面对现代化的激动中，未曾想到它会带来80年代、90年代的解放和相对繁荣，但现代化之门一经打开，虽然出现如“洋跃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各种失误和挫折，现代化毕竟会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人”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得到从未经历过的丰富与满足，现代化思潮也再次证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明确的道理。
年度记事
★ 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 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
3月18日至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指出今天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此而做出贡献，就是红与专的统一。对于学术上不同见解，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冲破了对拨乱反正设置的各种障碍和禁区，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赞成文章的观点，但华国锋却指示中宣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加入。”理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不让《红旗》杂志发表支持性的文章，并授意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讨论不予表态，甚至对表示赞成讨论的同志进行责难。由于党中央多数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这场讨论冲破了华国锋等的压制，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 小泽征尔在中国访问演出
我国首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欣赏了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交响音乐会。
在小泽先生指挥演出的曲目中，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是一部深度难度较大的作品。由于小泽先生以高超的指挥技巧，引导和启发演奏员深入地表达音乐作品的内在美和力求交响性的融会贯通，自始至终抓住勃拉姆斯宽广宏大的交响乐风格，使这部古曲交响作品演奏得既忠实于原作的古典风格，又富有现代人的激情；既春意盎然，富于歌唱性，而又结构严谨。在小泽先生指挥下，乐团演出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乐曲《伐木歌》，音乐气势磅礴，具有浓厚的日本民间歌舞的韵律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在音乐会上，小泽先生还以极大的热忱指挥乐团演奏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
★ 话剧《杨开慧》公演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对江青的一个强大抗议信号就是——“我们怀念杨开慧！”本年公演的《杨开慧》描写的是1920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和夫人场开慧的革命活动。报载：全剧再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播撒革命火种，在湖南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话剧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演出团演出的。
★ 话剧《于无声处》公演
话剧《于无声处》是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上海市工人文化官业余话剧队演出的。它首先在上海上演，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随后许多剧团都纷纷演出这个话剧。
话剧《于无声处》 第一次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 讨伐“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行动，作为正义行为在舞台上来歌颂，并成功地塑造了欧阳平这个不畏强暴、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典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赏。
★ 中国停止对越南援助
7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通知它：中国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尚在越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进行民族解放事业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给予其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在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对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对此越南领导人多次给予很高评价。然而，70年代末、中越关系出现严重摩擦，越南发生驱赶华侨事件，中越边界气氛紧张。因此，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
★ 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
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通知它：中国被迫停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1954以来，中国政府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先后向阿方派出了近6000名专家，为阿方培养了大批的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对此，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等多次表示赞扬和感谢。从1976年11月阿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阿领导人公开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即使这样，中国政府还是以中阿人民的友谊为重， 继续向阿提供援助：1977年至1978年7月以前向阿方发送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等。然而，由于阿领导在政治上加剧反华，背弃双方签订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诬蔑和陷害中国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中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在此情况下， 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我国援阿专家和技术人员奉命于7月21日全部回北京，在我国学习的阿学生和实习生，分别于7月13日和7月20日回国。
★ “伤痕”文学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艺报》 编辑部于9月初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10多篇短篇小说进行热烈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作家、评论家，报刊、电台编辑、记者、大学教师共40余人。
从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以来，相继出现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使人悲愤，感人泪下，发人深省，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这些作品从实际出发，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尖锐地提出了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强烈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文学创作的新气象、新突破，是好事，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 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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