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玩偶时代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要把敌人消灭光。

　　　　　　　　　　　　　　　　　　　　　　　　　——《革命造反歌》

　　1969年，这在记忆中大约是最难有鲜明特点的一年，国内形势，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的荒谬在九大上变成了法典，刘少奇在他死于开封府之前，也终于被耻辱地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泥塑的包青天的耳朵听见一句新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在新疆、在珍宝岛，印度在西藏也分别敲边问塞。表面上看，1969年的事儿真不少，但这不少的事儿不过是旧调重弹，像一曲无主题的变奏，有些新意，但无法令人激动。老实巴交的百姓向隅发呆，牛鬼蛇神像皮影戏一样，不断上演他们的伎俩，前两年的阶级仇恨在1969年也许变成了一种新的情感，调弄这些皮影也许是种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4年来的口号层出不穷，4年来的革命摧枯拉朽。在农村里，人们在缺乏新意的政治活动中疲倦而麻木，尽管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学不但小伙子们却心不在焉，他们只是喜欢看年轻的妇女奶小孩，也很喜欢看她们纳鞋底时，三个指头拉着针，引出长长的麻线，将针尖从黑油油的青丝中轻轻划过的娴静的样子，所以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生产队里开大会，并非是件没有意思的事情。

　　朋友回忆道：“生产队开大会的永恒主题是斗私批修。挨斗的永远也是那位漂亮的地主婆。”说她是“婆”其实很不恰当，她才四十来岁，脸颊红润而白色，眉眼生动传神，蓝布衣里透出这个地主婆年轻时的俊俏，“她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我见到的最漂亮最迷人的农村妇女”，她的男人被送到新疆劳改，儿子也过继给了有保护能力的贫下中农，开会时，地主婆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开场白后就是斗地主。1969年已不大兴五花大绑了，在农村斗地主也不兴弯腰低头了，地主总是低着头，如泣如诉地诉说她怎么在旧社会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恼了骂丫环怒了打长工，最初人们听来还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后来变得喜欢听她的泣诉了，再后来，地主婆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听来不觉十分的神往，心思早离开了会场，仿佛回到中世纪的庄园，自家小有薄产，与娇妻美眷，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丰盈。当人们开始想人非非，突兀而来的口号声终止了这个节目时，那个俊俏的地主婆已停止泣诉，如释重负地叨起一竹管，楞楞地抽着草烟。

　　“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留恋开批斗大会，队长也十分喜欢开会，让人不解的是，队长在会后总是能够与地主婆说说笑笑，开一些农村人才听得懂的性玩笑，有机会了甚至在玉米地里拧一把地主婆的大腿，召来地主婆娇羞的嗔骂，一到了开会时间，队长的义正辞严与平日判若两人。人们对地主婆的剥削生活从批判发展到想象模拟，心旌荡漾，这也许不是历史开出来的玩笑。”

　　开玩笑的也许只有历史，按照西方谚语，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一思索，历史就发笑。”

　　林彪一直在为我们塑造一个不可企及的神像，一个“最高最活”的神，但是在1969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

　　“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某种觉悟产生之前，林彪已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神。在林彪的造神语言中，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古代乱臣贼子的今世嘴脸——那就是用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极端拍马语言，实现先把对手捧到不食人间烟火偶像的位置，拉开神与人的空间，然后自己再进入这个空间，占据作为人的领袖的地位。

　　林彪这样来神话毛泽东：

　　圣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圣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圣物：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金属毛主席像章

　　圣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

　　大礼仪：口唱语录歇，手舞红宝书，脚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后站在毛主席像前，诵读毛泽东的语录“献忠心”。对偶像的膜拜甚至到了人畜不分的地步，“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在毛泽东形象一步步被抬升高入云端的过程中，毛泽东1969年曾经有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的警觉，但由于大势使然，领袖的谦虚和冷静并不能阻挡崇拜之风的蔓延。

　　作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许是简单而快乐的，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简单中有丰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们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多少举棋不定的选择，整个民族就一个灵魂——政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们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思想而生存，这个一神体系伴随着语言的规范化，音乐的大统一，舞蹈的群体性，色彩的炽烈单一，整个的审美情感就是一种拜神审美，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中的快乐。

　　中年以上的人们都有跳忠字舞的经历，遗憾的是，此举并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 那时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时间场合，一呼俱应，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在工厂大街，只要遍布全国的广播一响起歌唱毛的音乐，人们就像突然解脱似地，放下手中的话计， 停住劳顿的脚步， 就地如醉如痴地跳将起来，当时有种说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此话可圈可点。

　　毛泽东思想与民同乐，这种单纯，也许永远是一个神话了。

　　有一个刘奶奶学语录的故事，也是颇值得把玩的：刘奶奶69岁了，从来没唱过歌，可现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还组织老太婆演节目。为学毛主席的著作，刘奶奶白天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来问十多遍，闹得孙子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

　　尽管中央文件规定不要追求形式，讲求实效，但拜神运动对于百姓来说，也算是“忠心”时代的一种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项上是禁而难止，至少到1976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人们在跳另一类型的忠字舞。人民对这一系列的“拜神”活动有自己的目的，试想，在一个简单化的时代，有多少歌儿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儿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啊。有关“拜神”的一切类似宗教的活动，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人们放下面具，回归真诚的时候，原本和为贵，礼为先的中华民族，又何尝能够总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乐原则假借着拜神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们的“表忠心”活动无疑成为抒发自我感情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拜神的快乐早已变异为自我抒放的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说写一个地位低下而极力想维护人的尊严的台湾下层人物，迫于生计当了“广告人”，不得不自我丑化，化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丧尽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从生计上是为了怀孕的妻子免于打胎，从情感上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主人公都必须化装成“广告人”——儿子的大玩偶。一天儿子醒来，看见常人打扮的父亲， 吓得哇哇大哭， 主人公说：“儿子，我是你爸。”儿子更厉害地大哭，说：“我不要你这个爸爸，我要葱头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年度记事

　　　　　　　　　　 ★ 《毛泽东选集》出版1.5亿部

　　近3年来， 我国共出版、发行包括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同一个时期内， 全国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毛主席语录》7.4亿多册、 毛主席的“老三篇”、“老五篇”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的汇编本、单编本近20亿册、《毛主席诗词》9600多万册。

　　　　　　　　　　　　★ 康生制造“内人党”案

　　去年2月， 康生说：“内人党（即40年代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的简称）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 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3日后，又将期限延为10日。于是，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本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因“内人党”案受牵连诬陷的人达34.6万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囚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11622人被迫害致死。

　　　　　　　　　　　　　★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月2日，苏联出动边防军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指挥车各1辆，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悍然入侵珍宝岛，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 我国边防部队反击，给入侵者以应得惩罚。4日至12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15日，苏军使用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步兵200余人， 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珍宝岛发起进攻。珍宝岛守岛军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9小时，打退了苏军3次进攻，再次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17日，苏军又出动坦克3辆、步兵100余人，再次来犯。遭到猛烈还击，被迫撤退。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入侵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打击新沙皇》的社论，全国军民举行声势治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苏联的挑衅行为。

　　　　　　　　　　　　　★ 中共九大在京召开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通过的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月24日，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2年8至9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四清”运动中，中央提出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6年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上述错误理论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还认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这条基本路线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 红旗渠

　　红旗渠是巨型水利工程， 位于河南省林县境内。1960年2月动工兴建，1966年建成主体工程， 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设施，前后10年，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建成了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1959年河南大旱，林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山西平顺县侯壁断下， 把河流截住，劈开太行山，修改一条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引水量为25秒立米的总干渠，即红旗渠。红旗渠引漳河水穿山越岭，流入林县分水岭， 然后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分成3条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一个总长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筑物6500座的庞大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把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改变为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 一个鸡蛋中的“路线”问题

　　《红旗》杂志1969年第九期发表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省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把农民引进合理性种植、计划产品出售、 收益分配等说成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复辟资本主义”。并说“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把在农村搞多种经营说成是“自由经营”，是“资本主义”，把农民将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自由买卖，不卖给国家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货”。文章还提出“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农民提出应“少留多分”，“多劳多得”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要拆集体经济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