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革命美学
作者：宋强、乔边
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还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美化旧
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
——（《早春二月》把人们引到哪儿去？）
正如我们曾提到的60年代中前期，终于开始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复苏。本年度中法建交，但巴黎的浪漫与爱情并未因此传播到东方这块圣洁的国土。相反，异国情调的《红莓花儿开》和《山楂树》也被禁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红莓花儿开》坦露了一个姑娘家厚颜无耻的思春，卑贱下流，其没落情调深深毒害着青年；《山楂树》虽不像前者那样透发着俄罗斯式的勃勃情欲，然而歌曲里三角恋爱的情节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春天，然而在一部象征着中法友谊的影片《风筝》（由中法两国电影工作者联合拍摄）里，我们却看到了人间景象的差别。一面是喧嚣、闷热、过分活跃的巴黎，一面却是严肃紧张的北京。当那位赛纳河畔活泼可爱的法国男孩费尽周折，终于在长城脚下找到了风筝的主人——另一位中国男孩时，观众却失望地发现，这位中国少先队员的演技太差，他的笑容是木讷的，他的表情呆板而单调。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中国，那么，《风筝》就是60年代中国形象的一处缺憾。
这是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春天，石油会战捷报频传，大寨之路振奋人心，困难时期已成为历史，各条战线一派欣欣向荣，当从巴黎来的风筝飘回中国时，它会看到，这个古老的国度一片光明，确实“换了人间”。然而，风筝也会发现，在中国最美丽的都城北京，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行色匆匆，服饰单调。当这风筝看到了60年代中国姑娘简朴得几乎失去性征的打扮，也会惭愧自己过于花哨的装饰呢。
然而，即使是最耻言谈“时尚”的年代也自有它的流行规律，今天的人并不知道，其实像大背头、牛仔裤、喇叭裤这种东西，在破除“四旧”之前，一直在60年代的青年人中顽强（几乎是艰难地）流行着。那阵的人们往往把这种服饰的人讥之为“社会青年” ——一个没有正当职业或长期f肖极待业的，但总是扮演“新潮”角色的青年集群。这类青年虽然受到长者和主流观点拥戴者的批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新颖和富有个性的作风影响着一代青年。许多人认识到，需要一种宽容的生活观来改变目前单调而沉闷的状况，需要更多的活跃的个性来冲淡堡垒一般的集体主义意志。需要更开放的笑容。中法合拍的影片《风筝》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开放。从这种意义上说，60年代前期实在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令青年人兴奋的时代。尽管，在1964年出现了某种反抗和争论，但一切争论的结果仍然是：壮丽的革命青春代替了任何讲究个人趣味的青年生活。
本年5月2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标题为《我烫“新式”发型为何被人议论》，请注意，“新式“一词的引号是编者加上去的。这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编者的导向性，也暗征了这次讨论的必然结局。董春燕的来信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引号为《天津晚报》编辑所加——编者）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有人说我爱打扮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些想不通。你想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吗？有条件穿得好些，头发烫得漂亮些，这是生活小事，怎么能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呢？我为这个问题时常苦闷。我认为，穿着打扮是生活上的小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应该把这些小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同日的《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题目便富有辩论性——《我们要什么样的美？》。马金安的来信代表着主流观点，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这些人，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这方面，以致生产、工作、学习没放在心上。许多工人说他们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经耐心地劝说他们，团组织也在不断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上述两篇文字可以透射出60年代的时尚信息：烫发、大背头，蓄胡子和擦头油。着装打扮上的个人嗜好引发了一场社会领域的严肃斗争。在最具近现代城市气息的上海市，这种斗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据《解放日报》 报道，5月17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执。有个女顾客指责营业员说：“给我做的裤子式样不称心，你们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营业员则耐心地对他解释道：“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
争吵的起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做成“小裤管”——类似于今天的所谓“西裤”，在那个年代属于典型的“奇装异服”。——因此营业员拒绝了她的特殊要求，并申明：裤脚过窄的裤子我们是不能做的。女顾客试样时发现，果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改裤脚，便再次要求改小。营业员说：“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顾客很生气：“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我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第二天，女顾客还带了一个男人找店里评理，在营业员的坚持之下，他才不得不怏怏离去。
这样一条在1964年相当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会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热烈讨论。 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教师陈漱石的名为《满足什么样的需要？》的评论，从这篇义正辞严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嗅到60年代中期剑拨弩张的气氛：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头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这不过是个爱好问题。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原可不必大家谈。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因为，‘小’和‘尖’到了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为奇装异服。透过服装、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这就非谈谈清楚不可。”作者接着写道：“满足需要，这也需要做阶级分析。不同的阶级是有着不同的需要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健康、大方、美观、实惠，资产阶级则追求奇特、怪异。今天，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与顾客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我付钱，你交货’的买卖关系。社会主义商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担负兴无灭资、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对裁制小裤脚裤子、做尖鞋头，剃“大背头”的现象不加拒绝是不应该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满足顾客正当的需要，而不是无原则地去满足个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报刊的口诛笔伐无疑是宣布了一切与主流美学不符的社会趣味的死刑。大张旗鼓的移风易俗在城市中继续进行，不仅指向奇装异服，而且波及了商品装璜、广告、照相服务。一年后受到批判的电影《不夜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收到了表哥从香港寄来的照片。照片里，当初纯朴内向的表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大波浪发型、绣花衬衫，手里夹着一支纸烟，一副典型的阿飞模样。10月，对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讨伐到达顶点。《湖北日报》发表方林的文章《相片服饰反映思想本质》，文章说：“请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头相：粉脸半斜，朱唇微张，一只手轻抚面颊，恰恰突出手腕上的金表和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一目了然，这个人所要炫耀的，正是她手上的金手表和宝石戒指，她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明明白白地摆在相片上了，无需注释。……类似的相片还有，戴上手表、拿着钱包照相。这是什么意思？小孩子身上这些散发着资本主义铜臭的装饰品，难道不是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的寄托物么？不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他们要培养为金钱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么？再比如，有些人，明明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男女，却偏偏要装成封建时代的才子佳人照相（指60年代风靡一时的古装照相——编者），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反映他们怀念旧时代、旧制度，向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么？”这篇文章还严厉地指出：“照这样一类照片，决不能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不反映人的本质。不，一定的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一定的本质的。这类相片中所包藏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肮脏货色，有一点阶级观点的人，都可察觉到。”《陕西日报》也发表文章，对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 和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商标及装潢” 提出指责。如“金钱”胶鞋，“美人”面粉，“真美”香水，以及“寿星”、“仙女”、“鸳鸯”等等“落后”的商标。一位名叫“慧铃”的女青年来信说，“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货商店里摆设的香粉，有的是‘健康’牌的，有的是‘爽身’牌的。这些商品的牌号，装潢都很大方、实际。可是，另外还有叫‘夜来香’、‘美人香’牌号的几种香粉，不仅牌号难听，含意污浊，同时还以美人像和露女像做装潢，看后使人反感。……香粉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香粉的牌号和装潢，应当尽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风格、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景象。应该讲求政治效果和注意大众化。不应当含有资产阶级的喜好，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众报》更是以几位老理发师的发言，痛斥“资产阶级老爷、太大”的腐化和堕落。女性的“道士发”、“披肩式”、“花瓣式”，男士的“探海式”、“大青背”等等都被视为旧社会的垃圾加以痛斥。《羊城晚报》11月19日发表的陈医生的《奇装异服之害》，今天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从生理上说，衣服的主要功用是保持体温平衡，避免受寒和过热，其次是保护人体不被污染、免受机械性损伤。以此来衡量，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如‘小脚管裤子’、‘水桶裙’等等都有害无益。……人们常用‘步步尺七’来形容走路时精神奕奕。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步长应该是50厘米至75厘米，这就不止‘尺七’了。但是，穿‘水桶裙’的妇女，由于受到紧窄的裙子的限制，走路的步长大概只能达到30厘米而已。我看到过一位穿水桶裙的妇女，在上公共汽车时，由于跨步受到限制，只得侧身勉强跨上去，说得刻薄些，就像爬上去似的。本想追求‘美’但找来的却是难受，何苦！”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讨论在以后的岁月是时时再起，在中国人的生活剧中，主流美学同异端生活观的抗逆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曾有过“半篮花生出政治”的独特思维，也有过“喇叭裤上看心灵”的激烈争论。但是，这幕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次次上演的生活剧是否促成了中国人幸福观的上升呢？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抗逆的双方究竟是谁胜利了呢？从历史的结果看，宽容的、丰富的生活观确实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然而我们依旧要问：那些顽强地维护着个人爱好的人是否胜利了呢？历史的悲剧正在于此，当我们看到60年代和我们一样不太保守的青年人受到指责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对他们的形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悲地扮演着边缘化人物，因此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加以赞赏。中国人民生活的“信史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到来，而对先前的生活历史，只好“立此存照”。我们为那种无法舒展的人性而感伤，而永久地怀念。
年度记事
★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大庆油田是集中全国4万多石油战线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奋斗开发成功的。 到去年年底， 已探明储量2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原油产量600万吨，国家投资71000万元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35000万元的资金， 并培养出一支具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中也适用，或可作参考。全国工业战线开始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10日， 《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 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中国西部无人区升腾起一朵蘑菇云，国防科技工作者从掩体里跃出，在荒漠上欢呼雀跃。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名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新华社在当晚奉命发表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 撤销****喇嘛丹增嘉措职务
****出逃后，中央政府曾长期保留其职位以期待其转变，直到今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以后，组织伪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走狗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叛国分子****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 推广桃园经验
本年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8日，中央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这个经验是去年底至今年4月，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敌对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内容已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桃园经验”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
★ 批判“合二而一”论
本年4月，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对新疆班的学员讲课时，引用我国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东西均》一文中“合二而一”的术语，用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一分为二是说一个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二而一是说两个对立面组成一个统一体。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样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本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文章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抹煞事物的矛盾性，宣扬阶级调和论。杨献珍被视为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许多持有相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也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开始受到批判。
★ 农村“五股黑风”
最近两年来，武进地区刮起了“五股黑风”，就是单干风、投机倒把风、份盗风、封建迷信风、赌博风。
单干风。主要表现在不敢改正“责任田”，不愿并组到队。单干风的另一种表现是：大量地、经常地开荒和搞自留地。
投机倒把风也不断出现。弃农经商的越来越多，全区初步统计，弃农经商的有65户。
偷盗风。凤准大队有个生产队长，1962年公开指使社员偷邻队农具，规定每偷一张犁给奖金15元，偷一张耙奖10元。
封建迷信风。 现有迷信职业者达48人，其中巫婆26人，神汉11人，阴阳先生9人，算命的2人，耶稣教活动也很猖狂。
赌博风。赌博主要是老赌头、赌棍引起的。最近两年，参加赌博的人甚多，党团干部参加赌博的人数也不少。如凤准公社光华大队党员几乎全部参加赌博。
★ 国防部授予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
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六连是一个战备思想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里，六连就是敢于刺刀见红，以善于打硬仗闻名的。全国胜利后，六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以四好为标准，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战备观念；从实战要求出发，从难从严苦练过硬本领，扎实地培养战斗作风；认真地遵守军政纪律；一切工作都立足于打头阵、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 草原英雄小姐妹
2月9日早晨，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护着羊群，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便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这个情节，后被移植到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成为70年代难得的感人画面。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龙梅和玉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草原，传遍了全中国。
★ 巴西当局逮捕我驻外人员
4月3日， 中国贸易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9人在巴西瓜纳巴拉州被巴西当局无理逮捕并拘留。事发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交部发言人和各人民团体呼吁，要求巴西当局释放9人，但巴西当局未予置理。从9月份起， 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对9名中国人员进行“审讯”，11月22日，该法庭在无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他们10年徒刑。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的严重政治迫害。中国政府再一次警告巴西当局， 迅速恢复9名中国人员的自由，否则将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负担一切责任。 次年4月17日，巴西当局被迫释放其非法监禁的9名中国人员，9名中国人员回到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 全国自行车评比前三名
“永久”牌。上海自行车厂产品，前身是“搬手”牌。它是全国名牌产品之一。60年代，“永久”牌自行车的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轻便车、比赛车、涨闸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等十几种。“永久”牌自行车的主要优点是：设计比较考究，零件、部件制造精度高，加工细致，耐磨性能和强度好，产品质量稳定。因此，1962年与1963年连续被评为全国第一，产品畅销全国，并有部分出口。
“凤凰”牌。上海自行车三厂产品，它是195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牌子，几年以来进步很快，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成为全国名牌产品之一。它在1962年与1963年均被评为第二名。主要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双梁车、轻便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装潢漂亮，零件、部件的精度和强度都较好，质量稳定，骑行轻快。
“飞鸽”牌。天津自行车厂产品。它是全国较老的名牌产品之一，广泛销售全国并有出口，主要品种有：普通车、轻便车、支农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骑行轻快、平稳，比较坚固，前、后、中轴灵敏度好，质量比较稳定。本年度主要生产“62”型车，供应农村需要。
★ 倪志福钻头
8月， 倪志福在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讲台上，向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们宣读了科学论文《倪志福钻头》。这篇论文以大量的研究数据科学地论证了这种钻头的优越性。 它比国内外机械工业常用的尖顶钻头提高生产效率2倍到5倍，已在许多国家传播使用。
1953年，车间里接到一批在特种钢材上打眼的任务。这种钢硬度大，“标准钻头”要钻半天才打通一个眼，而且还磨损许多钻头。倪志福反复观察和研究磨损了的许多“标准钻头”，发现那些磨损的崩坏的钻刃全在钻头的尖部和两侧，说明这些地方压力太大。于是他决定将磨损的地方再磨掉一点，试验着把原来的钻头改成三个尖七个刃的新钻头。
当时倪志福还是个二级工，磨这种几何形状较复杂的钻头不那么得心应手。在砂轮前，他没日没夜一次次修磨钻头。经过反复试验，这种新型的钻头诞生了，并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
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
——（《早春二月》把人们引到哪儿去？）
正如我们曾提到的60年代中前期，终于开始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复苏。本年度中法建交，但巴黎的浪漫与爱情并未因此传播到东方这块圣洁的国土。相反，异国情调的《红莓花儿开》和《山楂树》也被禁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红莓花儿开》坦露了一个姑娘家厚颜无耻的思春，卑贱下流，其没落情调深深毒害着青年；《山楂树》虽不像前者那样透发着俄罗斯式的勃勃情欲，然而歌曲里三角恋爱的情节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春天，然而在一部象征着中法友谊的影片《风筝》（由中法两国电影工作者联合拍摄）里，我们却看到了人间景象的差别。一面是喧嚣、闷热、过分活跃的巴黎，一面却是严肃紧张的北京。当那位赛纳河畔活泼可爱的法国男孩费尽周折，终于在长城脚下找到了风筝的主人——另一位中国男孩时，观众却失望地发现，这位中国少先队员的演技太差，他的笑容是木讷的，他的表情呆板而单调。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中国，那么，《风筝》就是60年代中国形象的一处缺憾。
这是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春天，石油会战捷报频传，大寨之路振奋人心，困难时期已成为历史，各条战线一派欣欣向荣，当从巴黎来的风筝飘回中国时，它会看到，这个古老的国度一片光明，确实“换了人间”。然而，风筝也会发现，在中国最美丽的都城北京，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行色匆匆，服饰单调。当这风筝看到了60年代中国姑娘简朴得几乎失去性征的打扮，也会惭愧自己过于花哨的装饰呢。
然而，即使是最耻言谈“时尚”的年代也自有它的流行规律，今天的人并不知道，其实像大背头、牛仔裤、喇叭裤这种东西，在破除“四旧”之前，一直在60年代的青年人中顽强（几乎是艰难地）流行着。那阵的人们往往把这种服饰的人讥之为“社会青年” ——一个没有正当职业或长期f肖极待业的，但总是扮演“新潮”角色的青年集群。这类青年虽然受到长者和主流观点拥戴者的批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新颖和富有个性的作风影响着一代青年。许多人认识到，需要一种宽容的生活观来改变目前单调而沉闷的状况，需要更多的活跃的个性来冲淡堡垒一般的集体主义意志。需要更开放的笑容。中法合拍的影片《风筝》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开放。从这种意义上说，60年代前期实在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令青年人兴奋的时代。尽管，在1964年出现了某种反抗和争论，但一切争论的结果仍然是：壮丽的革命青春代替了任何讲究个人趣味的青年生活。
本年5月2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标题为《我烫“新式”发型为何被人议论》，请注意，“新式“一词的引号是编者加上去的。这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编者的导向性，也暗征了这次讨论的必然结局。董春燕的来信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引号为《天津晚报》编辑所加——编者）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有人说我爱打扮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些想不通。你想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吗？有条件穿得好些，头发烫得漂亮些，这是生活小事，怎么能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呢？我为这个问题时常苦闷。我认为，穿着打扮是生活上的小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应该把这些小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同日的《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题目便富有辩论性——《我们要什么样的美？》。马金安的来信代表着主流观点，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这些人，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这方面，以致生产、工作、学习没放在心上。许多工人说他们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经耐心地劝说他们，团组织也在不断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上述两篇文字可以透射出60年代的时尚信息：烫发、大背头，蓄胡子和擦头油。着装打扮上的个人嗜好引发了一场社会领域的严肃斗争。在最具近现代城市气息的上海市，这种斗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据《解放日报》 报道，5月17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执。有个女顾客指责营业员说：“给我做的裤子式样不称心，你们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营业员则耐心地对他解释道：“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
争吵的起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做成“小裤管”——类似于今天的所谓“西裤”，在那个年代属于典型的“奇装异服”。——因此营业员拒绝了她的特殊要求，并申明：裤脚过窄的裤子我们是不能做的。女顾客试样时发现，果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改裤脚，便再次要求改小。营业员说：“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顾客很生气：“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我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第二天，女顾客还带了一个男人找店里评理，在营业员的坚持之下，他才不得不怏怏离去。
这样一条在1964年相当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会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热烈讨论。 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教师陈漱石的名为《满足什么样的需要？》的评论，从这篇义正辞严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嗅到60年代中期剑拨弩张的气氛：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头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这不过是个爱好问题。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原可不必大家谈。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因为，‘小’和‘尖’到了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为奇装异服。透过服装、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这就非谈谈清楚不可。”作者接着写道：“满足需要，这也需要做阶级分析。不同的阶级是有着不同的需要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健康、大方、美观、实惠，资产阶级则追求奇特、怪异。今天，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与顾客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我付钱，你交货’的买卖关系。社会主义商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担负兴无灭资、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对裁制小裤脚裤子、做尖鞋头，剃“大背头”的现象不加拒绝是不应该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满足顾客正当的需要，而不是无原则地去满足个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报刊的口诛笔伐无疑是宣布了一切与主流美学不符的社会趣味的死刑。大张旗鼓的移风易俗在城市中继续进行，不仅指向奇装异服，而且波及了商品装璜、广告、照相服务。一年后受到批判的电影《不夜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收到了表哥从香港寄来的照片。照片里，当初纯朴内向的表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大波浪发型、绣花衬衫，手里夹着一支纸烟，一副典型的阿飞模样。10月，对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讨伐到达顶点。《湖北日报》发表方林的文章《相片服饰反映思想本质》，文章说：“请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头相：粉脸半斜，朱唇微张，一只手轻抚面颊，恰恰突出手腕上的金表和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一目了然，这个人所要炫耀的，正是她手上的金手表和宝石戒指，她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明明白白地摆在相片上了，无需注释。……类似的相片还有，戴上手表、拿着钱包照相。这是什么意思？小孩子身上这些散发着资本主义铜臭的装饰品，难道不是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的寄托物么？不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他们要培养为金钱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么？再比如，有些人，明明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男女，却偏偏要装成封建时代的才子佳人照相（指60年代风靡一时的古装照相——编者），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反映他们怀念旧时代、旧制度，向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么？”这篇文章还严厉地指出：“照这样一类照片，决不能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不反映人的本质。不，一定的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一定的本质的。这类相片中所包藏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肮脏货色，有一点阶级观点的人，都可察觉到。”《陕西日报》也发表文章，对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 和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商标及装潢” 提出指责。如“金钱”胶鞋，“美人”面粉，“真美”香水，以及“寿星”、“仙女”、“鸳鸯”等等“落后”的商标。一位名叫“慧铃”的女青年来信说，“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货商店里摆设的香粉，有的是‘健康’牌的，有的是‘爽身’牌的。这些商品的牌号，装潢都很大方、实际。可是，另外还有叫‘夜来香’、‘美人香’牌号的几种香粉，不仅牌号难听，含意污浊，同时还以美人像和露女像做装潢，看后使人反感。……香粉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香粉的牌号和装潢，应当尽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风格、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景象。应该讲求政治效果和注意大众化。不应当含有资产阶级的喜好，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众报》更是以几位老理发师的发言，痛斥“资产阶级老爷、太大”的腐化和堕落。女性的“道士发”、“披肩式”、“花瓣式”，男士的“探海式”、“大青背”等等都被视为旧社会的垃圾加以痛斥。《羊城晚报》11月19日发表的陈医生的《奇装异服之害》，今天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从生理上说，衣服的主要功用是保持体温平衡，避免受寒和过热，其次是保护人体不被污染、免受机械性损伤。以此来衡量，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如‘小脚管裤子’、‘水桶裙’等等都有害无益。……人们常用‘步步尺七’来形容走路时精神奕奕。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步长应该是50厘米至75厘米，这就不止‘尺七’了。但是，穿‘水桶裙’的妇女，由于受到紧窄的裙子的限制，走路的步长大概只能达到30厘米而已。我看到过一位穿水桶裙的妇女，在上公共汽车时，由于跨步受到限制，只得侧身勉强跨上去，说得刻薄些，就像爬上去似的。本想追求‘美’但找来的却是难受，何苦！”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讨论在以后的岁月是时时再起，在中国人的生活剧中，主流美学同异端生活观的抗逆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曾有过“半篮花生出政治”的独特思维，也有过“喇叭裤上看心灵”的激烈争论。但是，这幕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次次上演的生活剧是否促成了中国人幸福观的上升呢？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抗逆的双方究竟是谁胜利了呢？从历史的结果看，宽容的、丰富的生活观确实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然而我们依旧要问：那些顽强地维护着个人爱好的人是否胜利了呢？历史的悲剧正在于此，当我们看到60年代和我们一样不太保守的青年人受到指责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对他们的形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悲地扮演着边缘化人物，因此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加以赞赏。中国人民生活的“信史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到来，而对先前的生活历史，只好“立此存照”。我们为那种无法舒展的人性而感伤，而永久地怀念。
年度记事
★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大庆油田是集中全国4万多石油战线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奋斗开发成功的。 到去年年底， 已探明储量2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原油产量600万吨，国家投资71000万元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35000万元的资金， 并培养出一支具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中也适用，或可作参考。全国工业战线开始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10日， 《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 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中国西部无人区升腾起一朵蘑菇云，国防科技工作者从掩体里跃出，在荒漠上欢呼雀跃。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名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新华社在当晚奉命发表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 撤销****喇嘛丹增嘉措职务
****出逃后，中央政府曾长期保留其职位以期待其转变，直到今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以后，组织伪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走狗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叛国分子****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 推广桃园经验
本年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8日，中央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这个经验是去年底至今年4月，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敌对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内容已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桃园经验”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
★ 批判“合二而一”论
本年4月，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对新疆班的学员讲课时，引用我国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东西均》一文中“合二而一”的术语，用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一分为二是说一个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二而一是说两个对立面组成一个统一体。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样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本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文章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抹煞事物的矛盾性，宣扬阶级调和论。杨献珍被视为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许多持有相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也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开始受到批判。
★ 农村“五股黑风”
最近两年来，武进地区刮起了“五股黑风”，就是单干风、投机倒把风、份盗风、封建迷信风、赌博风。
单干风。主要表现在不敢改正“责任田”，不愿并组到队。单干风的另一种表现是：大量地、经常地开荒和搞自留地。
投机倒把风也不断出现。弃农经商的越来越多，全区初步统计，弃农经商的有65户。
偷盗风。凤准大队有个生产队长，1962年公开指使社员偷邻队农具，规定每偷一张犁给奖金15元，偷一张耙奖10元。
封建迷信风。 现有迷信职业者达48人，其中巫婆26人，神汉11人，阴阳先生9人，算命的2人，耶稣教活动也很猖狂。
赌博风。赌博主要是老赌头、赌棍引起的。最近两年，参加赌博的人甚多，党团干部参加赌博的人数也不少。如凤准公社光华大队党员几乎全部参加赌博。
★ 国防部授予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
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六连是一个战备思想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里，六连就是敢于刺刀见红，以善于打硬仗闻名的。全国胜利后，六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以四好为标准，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战备观念；从实战要求出发，从难从严苦练过硬本领，扎实地培养战斗作风；认真地遵守军政纪律；一切工作都立足于打头阵、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 草原英雄小姐妹
2月9日早晨，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护着羊群，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便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这个情节，后被移植到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成为70年代难得的感人画面。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龙梅和玉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草原，传遍了全中国。
★ 巴西当局逮捕我驻外人员
4月3日， 中国贸易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9人在巴西瓜纳巴拉州被巴西当局无理逮捕并拘留。事发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交部发言人和各人民团体呼吁，要求巴西当局释放9人，但巴西当局未予置理。从9月份起， 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对9名中国人员进行“审讯”，11月22日，该法庭在无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他们10年徒刑。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的严重政治迫害。中国政府再一次警告巴西当局， 迅速恢复9名中国人员的自由，否则将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负担一切责任。 次年4月17日，巴西当局被迫释放其非法监禁的9名中国人员，9名中国人员回到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 全国自行车评比前三名
“永久”牌。上海自行车厂产品，前身是“搬手”牌。它是全国名牌产品之一。60年代，“永久”牌自行车的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轻便车、比赛车、涨闸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等十几种。“永久”牌自行车的主要优点是：设计比较考究，零件、部件制造精度高，加工细致，耐磨性能和强度好，产品质量稳定。因此，1962年与1963年连续被评为全国第一，产品畅销全国，并有部分出口。
“凤凰”牌。上海自行车三厂产品，它是195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牌子，几年以来进步很快，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成为全国名牌产品之一。它在1962年与1963年均被评为第二名。主要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双梁车、轻便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装潢漂亮，零件、部件的精度和强度都较好，质量稳定，骑行轻快。
“飞鸽”牌。天津自行车厂产品。它是全国较老的名牌产品之一，广泛销售全国并有出口，主要品种有：普通车、轻便车、支农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骑行轻快、平稳，比较坚固，前、后、中轴灵敏度好，质量比较稳定。本年度主要生产“62”型车，供应农村需要。
★ 倪志福钻头
8月， 倪志福在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讲台上，向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们宣读了科学论文《倪志福钻头》。这篇论文以大量的研究数据科学地论证了这种钻头的优越性。 它比国内外机械工业常用的尖顶钻头提高生产效率2倍到5倍，已在许多国家传播使用。
1953年，车间里接到一批在特种钢材上打眼的任务。这种钢硬度大，“标准钻头”要钻半天才打通一个眼，而且还磨损许多钻头。倪志福反复观察和研究磨损了的许多“标准钻头”，发现那些磨损的崩坏的钻刃全在钻头的尖部和两侧，说明这些地方压力太大。于是他决定将磨损的地方再磨掉一点，试验着把原来的钻头改成三个尖七个刃的新钻头。
当时倪志福还是个二级工，磨这种几何形状较复杂的钻头不那么得心应手。在砂轮前，他没日没夜一次次修磨钻头。经过反复试验，这种新型的钻头诞生了，并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
- 上一篇：1965年：山雨欲来
- 下一篇：[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