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天的故事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七律·冬云》

　　本年冬天，在困难时期临近尾声，而一场新的国际风暴开始的时候，身置旋涡中心的毛泽东不无嘲讽之意地写下了一首《七律冬云），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斗争豪情的诗开始流行。 同时流行的一幅招贴画阐释了《冬云》的时代气氛：在北邻，苏修和蒙修加入了反华大合唱，苏联撤走专家，恶毒攻击中国；在东方，日本佐滕荣军国主义政府、“南朝鲜傀儡集团”同美帝沆瀣一气，一直充当反华大合唱的主凶；而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从事着“反攻大陆”的罪恶勾当；在西部，印度反动派在边境燃烧战火。……中国形形色色的敌人还有：南越吴庭艳卖国集团、老挝的富米集团，泰国和缅甸的反动政府，英国殖民主义非法拼凑的马来亚联邦，……等等。这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理解。而对外界来说这是继1949年后，中国再次被恶魔化的年代，而外部封杀中国的生力军，竟是被中国人民长期视作“老大哥”的苏联。相信对于面临了新的困惑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令人痛苦又令人愤慨的一个斗争新课题。虽然迄今年为止报章尚未将中苏冲突公开化，然而平民百姓们仍然从不同寻常的生活空气中嗅出了某种气息。文革中流行的连环画《铁人王进喜》，就反映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的不快心情：在茫茫风雪当中，北邻社会主义大国的专家撤走了，援建项目也中止了，在窝棚旁目送他们的中国工人们愤懑而忧伤。……有关中苏两党的紧张关系的传言在机关和学校里被人们公开或半公开地议论，没有人阻止这一切，因为人们相信分歧迟早要爆发。人们相信，这场分歧将终结一个时代，结束一个苏化模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日常时尚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在东北农村，老人们甚至谈起当年苏联屯军东北的不愉快的情形，那时候，只要苏军出现在原野上，村子里的人就敲着锣扯着嗓子喊：“老毛子来喽——”家家户户就赶紧把媳妇闺女藏起来。在局外人看来，蜜月般的岁月终究要结束了，但没有想到，结局是这般的残酷无情。

　　本年从4月16日开始， 中国西部的新疆伊犁至塔城的漫长边境线上，滚滚人流践踏着边防哨卡，人们冲过边境线，流向苏联一方，这种罕见的越境逃亡持续了整整半个月， 7万多中国公民一夜间变成了苏联人，这个恶性事件被当时的文件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中苏连接最宽敞的山口霍尔果斯，驻扎着一个连的解放军。公路上浩浩荡荡的人群奔突着，并疯狂地呼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人流后浪推前浪，无法遏止地冲过哨卡，踏伤了劝阻的战土，滚滚的人流在这条公路上一直流了3天3夜。上级指示，不许开枪，因此，从山口逃亡的群众几乎无一伤亡。然而，哨所的房屋仍然被狂怒的人们砸烂，多名战士受伤。

　　在塔城，事态的失控并不亚于霍尔果斯山口。苏联方面派遣人员，向当地居民散发了10万多张苏联侨民证，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当地群众，自然向往着能吃饱穿暖的地方，苏联方面于是在边境线上摆满了面包、黄油，边民们于是纷纷逃向苏联境内。

　　这就是1962年4月至5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大批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的基本事实。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仍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日本议员说，如果征求新疆哈萨克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喜欢让苏联管辖而不喜欢让中国管，那么苏联就将吞并这片领土。”可见，赫鲁晓夫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暴露无遗。赫氏的不加检点和狂妄自大连苏共其他领导也觉得过分。因此，在赫鲁晓夫下台时指控他的材料中就有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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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从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变得愈加浓厚。到了本年度，局面则更加凝重，充满寒意。

　　从1962年11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的系统的攻击中共。在苏共领导人指挥下，有5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兄弟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 对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发表了7篇文章予以答辩。在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上代中国人都记得1962年最后一天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际，中国第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公开文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用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试图概括说明“真正的分歧”所在，而陶里亚蒂同志恰好成了代用的靶子。文章说，第一， 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这不是“好战”的观点，而把这种观点诬称为“好战”的人，则是拿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了，这些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分歧在于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然后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怎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铁托——共产主义的叛徒”，“科学社会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后“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重复建议举行另一次“代表”会议）的问题。

　　这是1962年隆冬，中国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叫“陶里亚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肃杀的论战空气刚刚开始升腾，二战以后中苏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在扩大。人们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下跨进1963年的新年。二战以来最大的分裂事件固然促使中国人重新焕发出民族自豪感，并且在新的层次上认识到民族独立的价值。但正如《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所反映的剑拔弩张的世界观那样，中国人民在新的国际矛盾中造就了一种强烈忧世的民族性格。具体体现为：

　　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地表现了当时在党内十分广泛的“左”倾观点。例如，当时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联合美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屈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又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强调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备战备荒为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这些观点不仅指导了同国际上的斗争，同时也指导了国内的经济建设。使经济建设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位置上，从而要求大干快上，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同时还要处处体现备战的思想，大搞三线建设，进行深挖洞广积粮，完全打乱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规律和计划。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生产上的过分紧张局面。这不仅不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相反地给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年度记事

　　　　　　　　　　　　　　 ★ 七千人大会

　　中共中央于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

　　大会第一阶段， 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 。 “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 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1月27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第二稿作了补充说明。这个说明，在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的前提下，推翻了过去成绩、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认为有些地方的工作，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不止一个指头。在讲到国民经济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认为有的地方是天灾，有的地方是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8日和29日上午，分组座谈讨论，与会同志对“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说明普遍表示满意。

　　大会第二阶段，从1月29日下午到2月7日会议闭幕，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地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1月31日至闭会，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地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省委主要负责人普遍作了检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负责人就工作指导上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 第三套人民币开始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15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比价为1：1，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的基础上对版别进行了全面调整、更换，取消了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元券，增加了1角、2角、5角和1元4种金属币。

　　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 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这套人民币从1958年开始统一设计。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第三套人民币继承和发扬了第二套人民币的技术传统、风格。制版过程中，精雕细刻，机器和传统的手工相结合，使图案、花纹线条精细；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颖、明快；票面纸幅较小，图案美观大方。

　　第三套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纸硬币品种丰富，设计思想鲜明，印制工艺也比较先进。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增强了人民币的反假防伪能力，为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南的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推进， 侵占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中国2000平方公里领土；本年9月印军悍然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10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我国政府多次抗议和警告，下令要把守卫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并以陆军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向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次反击作战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10月20日开始，我边防部队首先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麦克马洪线” 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和其他印军一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度在我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37个侵略据点。接着，我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但印度政府在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在边境上调集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猛烈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反击，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11月16日起，我边防部队在西山口、邦迪拉和瓦弄地区先后击溃各路进犯印军，并拔除其据点16处， 追击到传统习惯界线附近。经两个阶段反击作战，我全歼印军2个旅和3个旅的大部， 共毙、伤、俘准将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21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

　　　　　　　　　　　　★ 一些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4月1日、 20日、5月15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到1964年底全部商品价格恢复正常。

　　　　　　　　　　 ★ 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窜犯大陆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要进行“****抗暴的革命运动” 。并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3月间， 下达了“征兵动员令”。4月间通过所谓“国防特别预算”，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 ，准备登陆后建立政权机构。5月间进行的海陆空军登陆演习愈演愈烈。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 6月2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具体揭露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为窜犯大陆进行的各方面准备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肃清敌特，巩固后方，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蒋军在哪里冒险窜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在哪里。人民解放军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同时在兵力部署和物资装备方面做了调整和充分的准备。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和民兵，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权行动起来，投入支援前线的备战工作。由于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和新华社的公开揭露，蒋军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而改为由小股匪特在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军事骚扰。

　　　　　　　　　　　　　★ “好猫论”的出台

　　6月下旬， 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子恢、邓小平、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1961年后农村中再次兴起包产到户的做法，虽经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央文件指出应予纠正，但是许多地方的农民并不愿放弃这一做法，党内上下也有一些人为农民的这一做法说话。 在今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就发言说过：有些山区，就让他们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调任务，有什么不好。他的发言曾得到许多人赞成。本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并进行讨论。到会的人对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赞成和不赞成的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安徽农民的说法：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会议作出了撤销黄克诚和谭政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发表了公报。《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 江南造船厂制成万吨水压机

　　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我国第一台1.2万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完毕，正式投入生产。这台水压机是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 该机重量为2200吨，比国外生产的要轻800吨，它的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万吨水压机的图片后被载入各种课本，成为新中国工业成就的象征。

　　　　　　　　　　 ★ 纠正“海外关系”问题的提法

　　5月31日，中央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 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 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如上“海外关系”的帽子，百般滥加怀疑和歧视，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参加工会、当积极分子；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学习限制很严；把归侨干部当作精简对象，任意调动；对优秀的归侨干部也不提拔重用；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判斗争和追查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侨），混淆了敌我界线。这些错误认识和做法，在政治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反复多次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中央在指示中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限，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

　　　　　　　　　　　　　 ★ 东方歌舞团成立

　　1月13日， 以学习和表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人民的歌舞为主要任务的东方歌舞团，隆重举行建团典礼。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他勉励大家认宾学习亚、非、拉等国家人民的歌唱和舞蹈。“要认真学，学得好，学得像，要学习各国人民艺术的长处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为世界人民约友谊服务。”东方歌舞团是适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