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困难的日子里
作者：宋强、乔边
“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50年代末某诗人的“思想汇报”
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1958年底给组织写思想汇报时说：“今天；我在城里看到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年以后，诗人还为这段文字感到啼笑皆非。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饥饿时代来临的气息，自然在乡村最早显示出征候。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长期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一位作家的外祖父死于1960年，对于孙辈们来说，他只能活在老一代人感伤的言谈里了。作家母亲经常说：外祖父长得人高马大，经过房檐，得低着头走路。他天生又是一副直肠子脾性，家里来了外人，不管是谁，外祖父总是乐颠颠地张罗着办招待，母亲最熟悉外祖父的一点，就是他总爱举着一根长竿到枣树下打枣。每当外祖父打枣招待串门者的时候，外祖母总是恨得牙痒痒的，嘴里咒念着“老不死的”、“老败家贼”等等。大跃进时代里，外祖父终于死了，古道热肠的“老不死的”是饿死的，他那雄伟的躯体被无休止的工地大战拖垮了，他那健食的胃难以继续靠区区几两粗劣的粮食维持下去。外祖父的死在当年并不算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饿死人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着的。乡邻甚至给外祖父的死添了一种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说法：他不饿死谁饿死？那么高的个儿，房门都过不去。作家回忆到这里，很是沉痛。
实际上，饥荒的征兆即使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年代里就已经比较强烈地显现了。1958年11月，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一部分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强调，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应该同时抓。——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批评层面尚限定于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毫无疑问，这个层面还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当蜂拥而来的农民大量套购可以凭粮票无限制供应的糕点时，穿着列宁装的城里人是否肯停下来，对即将到来的饥饿时代有所觉察？
的确。1958年10月，食品紧张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这在当时广东发往海外的信件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买不到。”
“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也不够。”
“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
“现在到处都没有东西可买，形势是可怕的，我们饥饿时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死了，他们也不能瞑目。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
1958年冬季以来，除粮食问题已逐渐成为国计民生的最尖锐的问题外，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也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采购人员满天飞。一部反映列车新风的故事片中，采购员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列车的前方发生了塌方，被迫停在荒山野岭，所有的人都为停运而感到焦急，而那位胖乎乎的采购员嘴里却嚷着：“这接下来吃饭怎么办？”他总是挂念着“吃饭”，看来，这一类人总是比一般老百姓有着更松弛的生活观。采购员在全民心目中作为一个比较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源于50年代。而饥饿时代的采购员的社会地位更好比是“花枝俏”，在社会记亿中，从50年代开始的近30年间，采购员的招牌金光闪闪。我们相信，困难时期的采购员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易于娶上漂亮的媳妇。采购员的走俏和物资的紧张是相辅相成的——电影中的采购员形象总是轻松而快乐的。《今天我休息》里的罗爱兰，就是如此，豪爽，善饮，善交际，当然有一些落后习气，但并不妨碍观众在影院里对“罗爱兰”发出热烈的笑声。这是困难时期的温馨片断，温馨的感觉来自“商品”，虽然采购员本人并不能变出“商品”来，但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够接近“商品”和“食品”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的，这种角色除了采购员之外，还有食堂主任、炊事员. 和食品供应站的负责人。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的靠山就是他那位当食堂主任的父亲。一位食堂主任的儿子自我感觉竟然如此良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状况却是中国某些历史阶段沉重现实的反映。
※ ※ ※ ※ ※
在北京灯市口锡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应处，外国使馆人员和专家照常可以买到市面买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烟酒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也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毛泽东一家可以每月凭证供应肉30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泽东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国第一家庭甚至因此发生了因儿女饭菜不够量而吵架的情形。
对于有资格出席国宴的许多高级干部来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摆设的色彩鲜艳的水果，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看果”：一种仅作为摆设而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装饰品。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到宋庆龄家里作客，忍不住拿起托盘里的水果大吃起来，国母看到这几位元帅级的人物惨兮兮的样子，一阵心酸，吩咐勤务员将剩下的水果送给他们带回去，一位元帅高兴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个小小的苹果，感激地说：够了，够了。
许多人认为过去的年代虽然物质贫乏，实行的是配给制，但绝对物价指数还是很低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困难的年代里，中国的绝对物价水平甚至直逼（或超过）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亲经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亲经常为他年轻时的豪爽而自鸣得意，当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东北地区条件稍好一点，全国其他地区一般机关人员月定量为21斤， 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国家）。她父亲当年尚未婚娶，家庭负担较轻。祖母从农村来探望他，父亲要了4两白酒（每两8角）、1条炸鱼（每斤9元）、10个白面馒头（每个约2两，定价5角）。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这场盛宴之后，祖母把吃剩的半边炸鱼和几个馒头小心地用饭盒装起来，带回农村给父亲的几个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认为这场奢华，是困难时期其家族的一次荣耀。
而对于绝大多数面容浮肿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发问感到伤心。没有体验过困难时期的人感到奇怪：“我们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为什么你们会饿出浮肿病来呢？”当中国人的物质水平发生了变化，“吃饭”这个词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后，21斤（准确地说，是19斤）定量对困难时代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当然就变得遥远而陌生了。每月3两油、3两左右肉（常常供应不上肉）的机关工作者为了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结队到山区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块茎，把它们在公共食堂里磨成粉末，这是一种不错的食品，至少，比报纸上提倡的以糠麸为原料生产提炼的“代食品”好得多。饥饿令人们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里的公社食堂，用反复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饭的涨发量，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国人词汇库里有一个独特的名词，叫做“精神会餐”，相信这个时期里困难现实会助长它的流行。尽管，它有一层革命乐观主义的包装，但我们分明听到了潜藏在深处的欲望的呻吟。
※ ※ ※ ※ ※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书本里消失了多年的阶层——文人雅士和有着闲逸情趣爱好的人们组成的阶层。毫无疑问，困难时期是最执着的“美食家”们必须收拾起排场的时期。小说《美食家》作者陆文夫笔下的朱鸿兴，正如以前的章节所讲到的，每天早晨起来是要惦记着来一碗“头汤面” 的， 我们相信可怜的美食家在这时连“浑汤面”都没得吃。不仅如此，他还时时被老母亲的唠叨折磨得心烦意乱。老太大虽已昏馈，但味觉还是新鲜活泼的。老太大想不通，这不孝的儿子每月挣几十大洋（很明显，她把人民币同旧社会的现大洋等量齐观了），为什么就舍不得买几十文钱的苏造肉给她解解馋！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质环境虐待，同文艺家才思枯竭一样，堪称人生最惨淡之事。
四川作家车辐回忆道：“困难三年中，我很少进馆子，一则没钱，二则怕见熟人， 彼此都弄得尴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给人添麻烦。有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同一位老友进到陈麻婆饭店，那时正是馆子‘吊腰’的时候，人较少，凑巧我们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厨薛祥顺）看到了，他（薛祥顺）招呼我进到后面一间窄窄的屋子里去，很快地给我炒一大份鱼香圆子来，困难时期哪去找什么鱼做圆子啊？拈一块进嘴，却原来是用土豆做的鱼圆子，加上家常鱼香味，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薛师傅不说一句话，就为我们弄了这样一份好菜来，感激得难以用言语形容了！扬琴里的《辞剑浣纱》、《伍员渡泸》，川戏里《漂母赠饭》等情节也浮现出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动情之至，令人心悸。这种感受，没有饥饿时代的切肤体验的人是刻画不出的。
以描写四川人民的社会生态以著称的作家李劼人死于困难时期的尾声。李劼人精于食道，解放前曾开办“小雅”餐馆，亲自主厨，甚为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时晚饭前，喜欢喝两杯，吃点卤菜。困难三年之末，李劼人的家人从外地买回卤牛肉，未经消毒，结果李劼人因此上吐下泻，痛得休克。临床诊断为急性坏死小肠炎，恶化为肾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车辐写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凉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忆，映射出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险阻和艰难，只有经历了这种险阻艰难，锦衣美食的价值才在岁月中显得无比宝贵，令人充满感激。
年度记事
★ 学习刘文学
2月25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刘文学是四川省合川县渠嘉公社双江小学四年级学生，1959年11月18日为保卫公社财产英勇牺牲。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少年都要向刘文学学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生活、学习，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在此以后，全国中小学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
★ 感人的平陆事件
2月2日，河南平陆县为三门峡工程配套的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位民工食物中毒。当地医务人员采取了各种解毒措施均无效。平陆县县委书记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县医院断定必须在4日黎明之前注射特效药“二硫基丙醇”，否则民工有生命危险。县医院司药员当夜赶往三门峡市找药，黄河船工不顾危险，打破黄河不夜渡的惯例，送司药员过河。 但三门峡及其周围备战均无此药，3日下午，平陆县委向中央卫生部告急，并挂长途电话给北京王府井特种医药商店求援。该店职工立即到15公里外的库房里取来1000支药剂。时间紧迫，卫生部决定空运，因当晚没有班机，遂向空军求助。空军飞机当夜即飞至平陆上空，该地区没有地面指挥和空中联络，山峦重重，地形复杂，机组人员克服困难，将药箱准确投下。医院得到药剂后，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后查明，此事件为人为投毒，两案犯已被依法枪决。
★ “鞍钢宪法”
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提出了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央肯定了他们的做法。22日，并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过去鞍钢认为他们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从此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大中企业，开始学习推广“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郑州黄河大桥落成通车
郑州黄河大桥是双线铁路大桥，又名黄河新桥。过去，火车过旧桥要拆成几节，3个小时方能通过。新桥于1958年5月14日动工，由刚完成武汉长江大桥建筑任务的工程队承建。此地河道变化莫测，河床地质复杂，工程十分艰巨。桥址南岸，靠邙山头，下游是有名的花园口险工地段。全桥72个桥墩，采用“片石位能压浆法”浇灌墩基； 142个桥孔，使用国产钢板梁。建桥过程中曾遭遇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洪水， 工人、技术人员团结战斗，克服困难，终于提前完成任务，于4月21日竣工通车。
★ 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
6月25日凌晨4时20分，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3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登上了海拨8848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将一面国旗和一座毛泽东石膏像放置在顶峰，并按国际惯例签名留放峰顶，从而成为人类第一批从北坡华上此峰的英雄。
这次攀登珠峰是从3月25日开始的，他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从西方登山界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顶峰。
中国登山队这次由我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率领， 先后经过3次适应性行军，到第4次行军时突击顶峰。 在登山过程中，队员们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等重重困难，发扬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互助，互相支援，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 蒋介石拟定反攻大陆计划
由于大陆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他们研究制定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国光”。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接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反攻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但这个计划未能实施，成了一枕黄梁。
★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9月26日， 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关于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同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工作人员，都必须大大精减的意见。“大跃进”以来，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急增，本年比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3124万人， 到今年8月，职工总数达4905万人，加重了国家财政和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 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开始着手精简工作。 中央要求在3年内将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人以上。 精简对象主要是1958年以来来自农村的新技术职工，动员他们离职回乡务农。
★ 全国浮肿病严重
11月23日，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据有的省和团中央的报告，近来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10月和11月间， 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财政厅占35％。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妇女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紧副食品和瓜菜的生产，大搞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对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可过度；凡是口粮标准已经减得差不多的地方，不要再压减口粮标准；对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
★ 农村某些干部的恶劣行为
12月8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贵州省遵义和毕节地区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作了指示。指出，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筒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 凭票供应商品已达30多种
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对目前市场情况提出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农副产品以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售量大于收购量，库存大量减少，下半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至10月累计，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66.6亿元，比1959年同期下降9.7％， 其中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的市场供应异常困难。 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30多种。11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52.5亿元，比1959年11月下降15.6％。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50年代末某诗人的“思想汇报”
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1958年底给组织写思想汇报时说：“今天；我在城里看到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年以后，诗人还为这段文字感到啼笑皆非。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饥饿时代来临的气息，自然在乡村最早显示出征候。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长期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一位作家的外祖父死于1960年，对于孙辈们来说，他只能活在老一代人感伤的言谈里了。作家母亲经常说：外祖父长得人高马大，经过房檐，得低着头走路。他天生又是一副直肠子脾性，家里来了外人，不管是谁，外祖父总是乐颠颠地张罗着办招待，母亲最熟悉外祖父的一点，就是他总爱举着一根长竿到枣树下打枣。每当外祖父打枣招待串门者的时候，外祖母总是恨得牙痒痒的，嘴里咒念着“老不死的”、“老败家贼”等等。大跃进时代里，外祖父终于死了，古道热肠的“老不死的”是饿死的，他那雄伟的躯体被无休止的工地大战拖垮了，他那健食的胃难以继续靠区区几两粗劣的粮食维持下去。外祖父的死在当年并不算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饿死人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着的。乡邻甚至给外祖父的死添了一种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说法：他不饿死谁饿死？那么高的个儿，房门都过不去。作家回忆到这里，很是沉痛。
实际上，饥荒的征兆即使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年代里就已经比较强烈地显现了。1958年11月，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一部分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强调，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应该同时抓。——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批评层面尚限定于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毫无疑问，这个层面还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当蜂拥而来的农民大量套购可以凭粮票无限制供应的糕点时，穿着列宁装的城里人是否肯停下来，对即将到来的饥饿时代有所觉察？
的确。1958年10月，食品紧张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这在当时广东发往海外的信件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买不到。”
“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也不够。”
“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
“现在到处都没有东西可买，形势是可怕的，我们饥饿时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死了，他们也不能瞑目。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
1958年冬季以来，除粮食问题已逐渐成为国计民生的最尖锐的问题外，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也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采购人员满天飞。一部反映列车新风的故事片中，采购员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列车的前方发生了塌方，被迫停在荒山野岭，所有的人都为停运而感到焦急，而那位胖乎乎的采购员嘴里却嚷着：“这接下来吃饭怎么办？”他总是挂念着“吃饭”，看来，这一类人总是比一般老百姓有着更松弛的生活观。采购员在全民心目中作为一个比较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源于50年代。而饥饿时代的采购员的社会地位更好比是“花枝俏”，在社会记亿中，从50年代开始的近30年间，采购员的招牌金光闪闪。我们相信，困难时期的采购员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易于娶上漂亮的媳妇。采购员的走俏和物资的紧张是相辅相成的——电影中的采购员形象总是轻松而快乐的。《今天我休息》里的罗爱兰，就是如此，豪爽，善饮，善交际，当然有一些落后习气，但并不妨碍观众在影院里对“罗爱兰”发出热烈的笑声。这是困难时期的温馨片断，温馨的感觉来自“商品”，虽然采购员本人并不能变出“商品”来，但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够接近“商品”和“食品”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的，这种角色除了采购员之外，还有食堂主任、炊事员. 和食品供应站的负责人。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的靠山就是他那位当食堂主任的父亲。一位食堂主任的儿子自我感觉竟然如此良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状况却是中国某些历史阶段沉重现实的反映。
※ ※ ※ ※ ※
在北京灯市口锡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应处，外国使馆人员和专家照常可以买到市面买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烟酒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也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毛泽东一家可以每月凭证供应肉30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泽东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国第一家庭甚至因此发生了因儿女饭菜不够量而吵架的情形。
对于有资格出席国宴的许多高级干部来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摆设的色彩鲜艳的水果，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看果”：一种仅作为摆设而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装饰品。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到宋庆龄家里作客，忍不住拿起托盘里的水果大吃起来，国母看到这几位元帅级的人物惨兮兮的样子，一阵心酸，吩咐勤务员将剩下的水果送给他们带回去，一位元帅高兴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个小小的苹果，感激地说：够了，够了。
许多人认为过去的年代虽然物质贫乏，实行的是配给制，但绝对物价指数还是很低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困难的年代里，中国的绝对物价水平甚至直逼（或超过）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亲经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亲经常为他年轻时的豪爽而自鸣得意，当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东北地区条件稍好一点，全国其他地区一般机关人员月定量为21斤， 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国家）。她父亲当年尚未婚娶，家庭负担较轻。祖母从农村来探望他，父亲要了4两白酒（每两8角）、1条炸鱼（每斤9元）、10个白面馒头（每个约2两，定价5角）。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这场盛宴之后，祖母把吃剩的半边炸鱼和几个馒头小心地用饭盒装起来，带回农村给父亲的几个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认为这场奢华，是困难时期其家族的一次荣耀。
而对于绝大多数面容浮肿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发问感到伤心。没有体验过困难时期的人感到奇怪：“我们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为什么你们会饿出浮肿病来呢？”当中国人的物质水平发生了变化，“吃饭”这个词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后，21斤（准确地说，是19斤）定量对困难时代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当然就变得遥远而陌生了。每月3两油、3两左右肉（常常供应不上肉）的机关工作者为了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结队到山区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块茎，把它们在公共食堂里磨成粉末，这是一种不错的食品，至少，比报纸上提倡的以糠麸为原料生产提炼的“代食品”好得多。饥饿令人们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里的公社食堂，用反复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饭的涨发量，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国人词汇库里有一个独特的名词，叫做“精神会餐”，相信这个时期里困难现实会助长它的流行。尽管，它有一层革命乐观主义的包装，但我们分明听到了潜藏在深处的欲望的呻吟。
※ ※ ※ ※ ※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书本里消失了多年的阶层——文人雅士和有着闲逸情趣爱好的人们组成的阶层。毫无疑问，困难时期是最执着的“美食家”们必须收拾起排场的时期。小说《美食家》作者陆文夫笔下的朱鸿兴，正如以前的章节所讲到的，每天早晨起来是要惦记着来一碗“头汤面” 的， 我们相信可怜的美食家在这时连“浑汤面”都没得吃。不仅如此，他还时时被老母亲的唠叨折磨得心烦意乱。老太大虽已昏馈，但味觉还是新鲜活泼的。老太大想不通，这不孝的儿子每月挣几十大洋（很明显，她把人民币同旧社会的现大洋等量齐观了），为什么就舍不得买几十文钱的苏造肉给她解解馋！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质环境虐待，同文艺家才思枯竭一样，堪称人生最惨淡之事。
四川作家车辐回忆道：“困难三年中，我很少进馆子，一则没钱，二则怕见熟人， 彼此都弄得尴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给人添麻烦。有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同一位老友进到陈麻婆饭店，那时正是馆子‘吊腰’的时候，人较少，凑巧我们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厨薛祥顺）看到了，他（薛祥顺）招呼我进到后面一间窄窄的屋子里去，很快地给我炒一大份鱼香圆子来，困难时期哪去找什么鱼做圆子啊？拈一块进嘴，却原来是用土豆做的鱼圆子，加上家常鱼香味，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薛师傅不说一句话，就为我们弄了这样一份好菜来，感激得难以用言语形容了！扬琴里的《辞剑浣纱》、《伍员渡泸》，川戏里《漂母赠饭》等情节也浮现出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动情之至，令人心悸。这种感受，没有饥饿时代的切肤体验的人是刻画不出的。
以描写四川人民的社会生态以著称的作家李劼人死于困难时期的尾声。李劼人精于食道，解放前曾开办“小雅”餐馆，亲自主厨，甚为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时晚饭前，喜欢喝两杯，吃点卤菜。困难三年之末，李劼人的家人从外地买回卤牛肉，未经消毒，结果李劼人因此上吐下泻，痛得休克。临床诊断为急性坏死小肠炎，恶化为肾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车辐写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凉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忆，映射出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险阻和艰难，只有经历了这种险阻艰难，锦衣美食的价值才在岁月中显得无比宝贵，令人充满感激。
年度记事
★ 学习刘文学
2月25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刘文学是四川省合川县渠嘉公社双江小学四年级学生，1959年11月18日为保卫公社财产英勇牺牲。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少年都要向刘文学学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生活、学习，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在此以后，全国中小学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
★ 感人的平陆事件
2月2日，河南平陆县为三门峡工程配套的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位民工食物中毒。当地医务人员采取了各种解毒措施均无效。平陆县县委书记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县医院断定必须在4日黎明之前注射特效药“二硫基丙醇”，否则民工有生命危险。县医院司药员当夜赶往三门峡市找药，黄河船工不顾危险，打破黄河不夜渡的惯例，送司药员过河。 但三门峡及其周围备战均无此药，3日下午，平陆县委向中央卫生部告急，并挂长途电话给北京王府井特种医药商店求援。该店职工立即到15公里外的库房里取来1000支药剂。时间紧迫，卫生部决定空运，因当晚没有班机，遂向空军求助。空军飞机当夜即飞至平陆上空，该地区没有地面指挥和空中联络，山峦重重，地形复杂，机组人员克服困难，将药箱准确投下。医院得到药剂后，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后查明，此事件为人为投毒，两案犯已被依法枪决。
★ “鞍钢宪法”
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提出了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央肯定了他们的做法。22日，并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过去鞍钢认为他们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从此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大中企业，开始学习推广“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郑州黄河大桥落成通车
郑州黄河大桥是双线铁路大桥，又名黄河新桥。过去，火车过旧桥要拆成几节，3个小时方能通过。新桥于1958年5月14日动工，由刚完成武汉长江大桥建筑任务的工程队承建。此地河道变化莫测，河床地质复杂，工程十分艰巨。桥址南岸，靠邙山头，下游是有名的花园口险工地段。全桥72个桥墩，采用“片石位能压浆法”浇灌墩基； 142个桥孔，使用国产钢板梁。建桥过程中曾遭遇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洪水， 工人、技术人员团结战斗，克服困难，终于提前完成任务，于4月21日竣工通车。
★ 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
6月25日凌晨4时20分，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3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登上了海拨8848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将一面国旗和一座毛泽东石膏像放置在顶峰，并按国际惯例签名留放峰顶，从而成为人类第一批从北坡华上此峰的英雄。
这次攀登珠峰是从3月25日开始的，他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从西方登山界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顶峰。
中国登山队这次由我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率领， 先后经过3次适应性行军，到第4次行军时突击顶峰。 在登山过程中，队员们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等重重困难，发扬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互助，互相支援，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 蒋介石拟定反攻大陆计划
由于大陆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他们研究制定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国光”。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接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反攻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但这个计划未能实施，成了一枕黄梁。
★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9月26日， 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关于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同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工作人员，都必须大大精减的意见。“大跃进”以来，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急增，本年比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3124万人， 到今年8月，职工总数达4905万人，加重了国家财政和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 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开始着手精简工作。 中央要求在3年内将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人以上。 精简对象主要是1958年以来来自农村的新技术职工，动员他们离职回乡务农。
★ 全国浮肿病严重
11月23日，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据有的省和团中央的报告，近来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10月和11月间， 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财政厅占35％。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妇女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紧副食品和瓜菜的生产，大搞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对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可过度；凡是口粮标准已经减得差不多的地方，不要再压减口粮标准；对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
★ 农村某些干部的恶劣行为
12月8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贵州省遵义和毕节地区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作了指示。指出，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筒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 凭票供应商品已达30多种
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对目前市场情况提出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农副产品以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售量大于收购量，库存大量减少，下半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至10月累计，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66.6亿元，比1959年同期下降9.7％， 其中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的市场供应异常困难。 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30多种。11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52.5亿元，比1959年11月下降15.6％。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
- 上一篇：1961年：燕子曲
- 下一篇：1959年：雪山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