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宋强、乔边
马利军
世纪末的人们对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段也在帮助人们去温习和体验历史。《人民记忆50年》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加入了世纪末的怀旧,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时空旅行是极其新鲜而且不平常的。作者所理解的“人民记忆”,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社会集体记忆的编年史。正如读者将看到的,本书布满了画页、 歌谱, 本书的气息似乎也是追求趣味性的。但恰恰是这些因素,《人民记忆50年》才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充满了灵敏的感性的“人民信史”。作者们以饱满充沛的雕刻,生动清晰地勾勒出半世纪以来中国百姓社会风尚、饮食习俗和民谣俚语的变迁,作者坚定地认为:从来的历史都是人民求生存谋幸福的历史。因此,本土的、现世的记载方式应该从这一观念出发,以求得新的生命。
作者们鄙视一切自虐的历史观,因为民族形态和民族现实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有其深厚的岁月催生的原因。与其说我们每个人存活于现世,不如说我们就存活于历史当中。善于嘲笑古旧的事物的人,别忘记了这一点,当富人嘲笑穷人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个样子的。作者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恶习——凭藉现世当今的优越性对着历史卖俏,这一点也是作者同国内某些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描摹历史,通常的目的是为着告诉未来。但作者无心代圣贤者立言,作者只是发现了一个记忆上的秘密——不管批评家今后怎样把当初的历史颠来倒去,它最终照亮岁月以及人心的,还是当初的鲜活样子。本书作者之一宋强是一个丢三拉四的人,他号称耗了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找眼镜和其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他宣称:记忆的永恒规律是——一开始隐约闪现的线索,一定是东西遗失的最确切的线索。发掘历史价值,也应照此规律去办。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妖魔化的本土历史感到陌生,跟批评家们热衷于花里胡哨的“开拓”、“发掘”有关。我的意思不是说宋强等人就一定做得很好了,但民族观点、第四代人观点贯穿于本书,应该说是一个反虚无化反妖魔化的有益尝试。中国人的痛苦和欢乐构成的50年记忆,应该值得尊敬,这是最好的寻找,也是本书的灵魂。
《人民记忆50年》共分7卷:《有声的中国》(1946-1949)、《乘风的岁月》(1950-1959) 、 《平凡的生活》(1960-1964)、《赤地》(1965-1970)、《人世间》 (1971-1976) 、 《飘逝的红头巾》 (1977-1989)、《90年代》(1990年以来),这种编排,是按照生活形态的相对完整性而确定结构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理解。好在这本记忆编年史偏好的是新趣的追求,所以,大可不必苛求什么。50年以来的声色光影,终于可以在世纪末洋洋洒洒地写出,而且出版在一个实在不坏的年份里,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庆幸。
欢迎阅读。
世纪末的人们对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段也在帮助人们去温习和体验历史。《人民记忆50年》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加入了世纪末的怀旧,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时空旅行是极其新鲜而且不平常的。作者所理解的“人民记忆”,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社会集体记忆的编年史。正如读者将看到的,本书布满了画页、 歌谱, 本书的气息似乎也是追求趣味性的。但恰恰是这些因素,《人民记忆50年》才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充满了灵敏的感性的“人民信史”。作者们以饱满充沛的雕刻,生动清晰地勾勒出半世纪以来中国百姓社会风尚、饮食习俗和民谣俚语的变迁,作者坚定地认为:从来的历史都是人民求生存谋幸福的历史。因此,本土的、现世的记载方式应该从这一观念出发,以求得新的生命。
作者们鄙视一切自虐的历史观,因为民族形态和民族现实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有其深厚的岁月催生的原因。与其说我们每个人存活于现世,不如说我们就存活于历史当中。善于嘲笑古旧的事物的人,别忘记了这一点,当富人嘲笑穷人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个样子的。作者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恶习——凭藉现世当今的优越性对着历史卖俏,这一点也是作者同国内某些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描摹历史,通常的目的是为着告诉未来。但作者无心代圣贤者立言,作者只是发现了一个记忆上的秘密——不管批评家今后怎样把当初的历史颠来倒去,它最终照亮岁月以及人心的,还是当初的鲜活样子。本书作者之一宋强是一个丢三拉四的人,他号称耗了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找眼镜和其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他宣称:记忆的永恒规律是——一开始隐约闪现的线索,一定是东西遗失的最确切的线索。发掘历史价值,也应照此规律去办。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妖魔化的本土历史感到陌生,跟批评家们热衷于花里胡哨的“开拓”、“发掘”有关。我的意思不是说宋强等人就一定做得很好了,但民族观点、第四代人观点贯穿于本书,应该说是一个反虚无化反妖魔化的有益尝试。中国人的痛苦和欢乐构成的50年记忆,应该值得尊敬,这是最好的寻找,也是本书的灵魂。
《人民记忆50年》共分7卷:《有声的中国》(1946-1949)、《乘风的岁月》(1950-1959) 、 《平凡的生活》(1960-1964)、《赤地》(1965-1970)、《人世间》 (1971-1976) 、 《飘逝的红头巾》 (1977-1989)、《90年代》(1990年以来),这种编排,是按照生活形态的相对完整性而确定结构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理解。好在这本记忆编年史偏好的是新趣的追求,所以,大可不必苛求什么。50年以来的声色光影,终于可以在世纪末洋洋洒洒地写出,而且出版在一个实在不坏的年份里,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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