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读书频道 > 当代名著 > 摇荡的秋千 >

与周艾若周扬

作者:李辉

时间:1996年11月27日周艾若——周扬长子李:这几年我陆续找了一些与周扬同时期的人谈周扬。作为家人,你还是第一位。我希望能请你放开谈,尽量讲得详细一些。这样,可以帮助我和人们了解家庭生活方面的周扬。周:父亲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老生病,童年时常见蚊帐外面有鬼,祖母担心他活不下来。祖母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父亲是老三,还有一个哥哥。那时我们姓周的家族里有一家没有儿子,旅里开会,决定要把父亲过继到那一家去。祖母非常心疼父亲,不忍心让父亲走,就天天哭得很伤心。看到这个样子,族里就改变主意,让另外一家的孩子过继过去。晚年父亲在医院里告诉我这件事,还这样说:“如果过继了,我后来就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整个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李:听说你们周家在当地还是官宦人家。周:不是官宦人家。但那一带周家从益阳城到乡下30多里不走别姓的路。不过我们这一支到祖父辈就穷下来。我母亲娘家吴家才是官宦人家。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在县城还有一个公馆。老外祖父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人称吴军门。好像还是一品官,相当于军区司令之类的职务。母亲便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老婆,扬州人,她娘家也姓周,听母亲讲,外婆选择父亲做女婿,与他姓周也有关系。李:你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家里的包办婚姻,还是他们自由恋爱的?周:应该说是自由恋爱的。吴家和周家是邻居,境况吴家要好得多。外公在家里办一个私塾,给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邻居家里的孩子也来上学。所以说,父亲和母亲从小就认识。婚后母亲陪父亲上中学,外祖母很喜欢父亲。李: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周:15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同岁,还比父亲大几个月。结婚后,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两三岁夭折了。我就算是老大了。父亲结婚之前,在长沙念中学时,由我外祖母的弟弟即我舅爷爷陪读。结婚后,母亲就跟着一起去陪读。不过,父亲念书没有正经一年年地往下念,而是跳着念,中学没念完就考武汉的一所大学。一起考大学的同学林柏森很有学问,但结果没考上,父亲反倒考上了。父亲回忆说,当时父亲去看榜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就从后面往前看。后面看了一半还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直打鼓,心想肯定落选了。没想到,他的名字排在第一。结果喜出望外。李:他到上海念大学是哪一年?周:因为林柏森没有考上,他也没有去上这个大学。后来到上海进了大夏大学。可能是1928年,也就念了一年吧。李:你是哪年出生的?周:我是1927年在家乡湖南益阳出生的。那一年父母正好20岁。现在的资料,都说他是1908年生。实际是1907年生。父母同年,都是丁未,我是丁卯,相差整二十。祖母、母亲、姑母都记得很牢。家乡的族谱也可为证。我看这也应当求实。李:你父亲当时从日本回到上海了?我看材料,你父亲是1928年大夏大学毕业,当年冬天到日本留学,1930年回到上海。你和母亲到上海,是不是应该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周:这个还得查一查。李:能否简单谈谈你母亲的情况。周:母亲念旧书,有传统的道德观。依靠父亲,信任父亲,支持他的一切工作。母亲很善良,通情达理。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家乡的女县长受到国民党通缉,便带着妹妹一起逃到上海找父亲。父亲和母亲商量,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父亲和女县长假扮夫妻。大概住了20多天,她们才走。这两姐妹,姐姐后来出国了,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时,她的子女到中国来还代表母亲到医院看过父亲。李:我听说当时你父亲参加地下工作,经济上还指望你母亲接济。周:是的。主要是母亲的娘家帮助。每年父亲和母亲都要带我们回湖南一次。一是外祖母非常想念我们,感情上需要。另外是经济上的需要。每次回去,外祖母都要给母亲一些珠宝银元,这些珠宝差不多都花在父亲的地下工作上。可以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我还有点印象。还让我拍过一次电影,但我没有拍完。梅志阿姨(胡风夫人)对我说,她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的一些情况。。李:听梅志讲过,你母亲喜欢打麻将。周:那时父亲在家里楼上经常开会,母亲她们就在下面打麻将望风,实际上起到做掩护的作用。。李:你母亲和娘家的人知道你父亲做些什么事情吗?。。周:当然知道。母亲自己没参加具体革命工作,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形势很紧张,我表叔来说服父母撤走,他们不听,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以此逼着他们走。但仍然没有说服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就只好又把珠宝送回来。作为一个年轻文人,在当时生活中,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很有意思。而我母亲紧相依傍,带着孩子,也不怕危险。李:你母亲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对于她,好像没有什么介绍?周:最近湖南有个作家在老家做了广泛细致的访问,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写母亲的一生,可能要发表。人都是很渺小的。其实,谈到历史,应该是越真实越能说明问题。历史有一半真实就不错了。李:我的确有同感。要想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实际上难度太大。你父亲和母亲最后分开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周:父亲带母亲和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我吕岁那年。李:那就是1935年。周: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母亲怀了老三,就是现在在石家庄工作的三弟周岳。她每次生孩子时,外祖母就要求必须回到家乡生。我们回到湖南,孩子还没有生,父亲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现在来看,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苏灵扬。李:你母亲在上海见过苏灵扬吗?周:见过。还见过她写给父亲的信。在上海帮父亲收拾衣服时,从口袋里发现过她的信。但是她信任父亲,并不担心别的事情。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后来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书信全无。李:你母亲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情的?周:一直到1941年,母亲才偶然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好像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面最后提到一句说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这才知道。人一下子倒下去了,从此一蹶不振。李:这也难怪,从分手到知道这个消息,一共是六年。太突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周:外祖母打击也很大,当年就生病死了。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祖母抚养,她的死对母亲影响很大,可以说也是导致母亲很快去世的一个原因。我还记得,外祖母去世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坟地去哭。十几里路,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趴在坟上哭。这种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很快就病了。吴家这时已经变穷了,主要是舅舅做生意破产了。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加上心情恶劣,第二年她就去世了。1942年那一年,她只有35岁。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李:后来你怎么和父亲又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周:1945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我就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大家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青年军,我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联系上。第一封长信,厚厚一摞,我详细讲述母亲去世的经过,告诉他母亲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诉过我,这封信交给了父亲,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李:此后,你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绍我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说是可以安排机会到延安去。到南京后,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外交官,后来,1949年领导巴黎领事馆起义。姓何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带我去。一次来通知我,结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错过了。但下个星期,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了。李:是不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周:是的。他们一行三人受到邀请。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吗?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李:他和你谈到母亲没有?周:第一次没有怎么谈。第二天之后,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华书店楼上去看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谈得很深入了。国家大事,母亲,都谈到了。有时说到母亲,他痛哭流涕,说他非常难过。商议结果,他要我赶紧回湖南,把两个弟弟领出来。他给我一笔钱,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带到南京。等我们到南京,他头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到上海找章汉夫、邓颖超。我们又到上海,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一则醒目的消息说“东方不利北方利,周扬日内返张垣”。我想,这下子完了。到上海后,男的住新华报社,女的住周而复家里。李:后来与父亲联系没有?再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周:我参加刘邓大军后就与父亲又取得了联系。他又让我去把弟弟们接出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进了华北大学,弟弟们也各自上了中学。李:这时你是不是见到了苏灵扬?周: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父亲当她的面对我兄弟三人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母亲。”第二句话是:“这是苏灵扬。你愿意叫母亲就叫母亲,不愿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李:你叫母亲吗?周:当然没有。见面后不久,一次,正好他和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打电话,说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来北京招生,要从华北大学抽300多人去学习俄语。放下电话,他就问我想不想去学俄语。我说当然想。这样,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留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后才调到北京。李:我听说你们和苏灵扬关系非常不好,是不是?周:是的。其实也不复杂。她对我们很不好,我想她看到过我当年经重庆转给父亲的那封长信。她总是干涉我们和父亲的交往,有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主要看不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因为她的原因,还有我们兄弟几个都还有些湖南人的犟脾气,和父亲的来往就淡了许多。不过,“文革”中受批判时,她的态度要好得多。那时我到北京来,曾经去看过她。她靠边站,父亲关进了监狱,她住在沙滩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觉得那个时候她还有人情味,但获得自由后又变回去了。李:看来有时处境还是可以左右人的性格。“文革”中你父亲受批判和关进监狱,你是否了解一些情况?周:我当时在哈尔滨工作,具体情况不清楚。这方面可能二弟周迈知道的多一些,他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你可以找他谈谈。李:你对父亲在文化界历次运动中的做法,也就是“文革”前领导运动的情况是否清楚?和你们在一起时,他和你们谈这些事情吗?周:没有机会。我虽然在大学是教中文的,但原在哈尔滨,北京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介人和了解,有些事情也都是通过报纸才知道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文艺界的许多事情,实际上不是文章是非,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人的关系。李:“文革”后见到你父亲,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周:变化当然还是有。不过他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在监狱里耳朵被撕裂,只能看马列经典著作,光《资本论》就看了好几遍。记得他刚从狱中出来,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讲话都不利落。他讲了一句:“搭帮了毛主席,不然我出不来。”我就反驳他:是谁是你关起来的?李:很奇怪,他们这一代人尽管受了不少折磨,但从来没有改变对领袖崇拜的态度。年轻人好像无法理解。周:我就无法理解。不过父亲他就是这样。50年代初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我却不以为然,他还批评过我。迷信我受不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却还是这样讲。李:看来要深入认识他们这一代人,还需要客观地分析。你对父亲晚年因为异化问题遇到的麻烦怎么看?你们去看他,他说些什么?周:我在80年代调到了北京工作,去看他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在他因病住院时,我去看他,只要没有别人在场,我们就谈得很亲切,很深入。他喜欢回忆往事,谈他的童年。当然也谈及一些人与事。他一叹气,就只好不谈了。李:谈你的母亲吗?周:有时也谈到。看得出他很难承受最后受到的这次打击,因为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承受。“文革’冲,在监狱九年他都顶住了,但后来这次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其实,他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光荣,如果想到自己是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值得为此做出牺牲,那么他也许心情会舒畅得多,达观得多。可是他没有这么想。李:是不是有些患得患失?周:他的性格和经历不能让他那么想。要是那样想了就好了。可惜没有。李:最后能否概括地讲一下你对他的印象,或者说,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对他的历史评价。周:历史评论,只属于历史。由于父子关系,我一贯取不介人态度。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生命都是脆弱的,而精神则永存。他的晚节我以为不错。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