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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济泽谈周扬

作者:李辉

时间:1993年8月13日温济泽——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李:我听说你被打成右派与周扬有直接原因,“文革”后也有不少交往,像你这样的情况还不多。我想你有这样的经历,这里面你一定有不少感受。你最初接触到周扬是什么时候?温:我认识周扬是在延安。我1930年在扬州中学因为参加政治斗争受到通缉,就逃到上海。1931年上半年,星期天我常到四马路逛书店,在那里认识了丁玲和夏衍,但不认识周扬。下半年我被捕坐牢,在牢里看杂志,了解到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知道了他的名字。李:那时你倾向于哪一方面?温:我那时没有可能了解整个情况,也就说不上倾向于哪一方面。到延安后,我从陕北公学调到中宣部,对他了解就多起来。我知道他学问大,不过没有打什么交道。李:直接有交往是什么时候?温: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进城之后,我在广播事业处工作,廖承志任处长,我在联络部任部长。后来改为广播事业局,我当副局长,局长是梅益。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和周扬打交道。“文革”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多了。1977年周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当时任院长,在1978年把我调到科研局任副局长。成立研究生院时,周扬任院长,我兼任副院长。李:反右时你被打成右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扬起多少作用?温:我被打成右派,与他有关系。鸣放开始时,我在广播事业局负责对外广播工作。那年五六月间,宣传上有两件重要事情。第一是周扬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周扬发表谈话,谈贯彻双百方针,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可以写,毒草也要等放出来再批评。我当时不同意这个观点,联想到裴多芬俱乐部,我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李:看来你还真够革命的,真够正统的。温:第二件事是李维汉在统战部的讲话,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应该在前面加上一句“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你看我并不右吧!李:当然不右。温:我把对这两件事情的意见,在中央联络部会议上提出过,因为对外宣传工作归中宣部和中联部共同领导。这样的会两周开一次,由熊复主持,王力是宣传处长。熊复在会上说中央已经批评了周扬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他讲不要往下传达。我回到局里之后,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在编委会上就传达了会议精神。编委会中有一个人正好是周扬的秘书的丈夫,他回去就问是否周扬犯了错误。这话传到周扬那里,他就火了,报告了陆定一。李:这大概埋下了矛盾。温:两个月后,反右已经开始,梅益来找我,说是我讲过周扬、李维汉犯过错误。我说记不得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笔记本,说:“我查过大家的笔记本,当时的这个笔记本上有。”我看他手上的本子上的那些话是后加上的。他让我去给周扬解释一下。我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说:“他不直接问我,我也不必去,你替我说一下。”李:看来你这个人的个性还挺强的。温:中宣部召开会议,周扬做形势报告。我也去听,并且有意识去得早,坐在讲坛跟前,正对着周扬。中间休息时,我站起来去同他打招呼,对他解释那件事。他抽着烟,头一昂,不听我说话,他说:“我不在乎,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该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态度傲慢得很,当众训我一顿,下台走了。为此我不满。李:这可能与他当时已经在领导反右有关。温:第二年3月,梅益找我,说中宣部又在查,我说不是说过了吗,怎么还查?我就要求梅益和我一起去。到中宣部后,我们见到周扬,我又解释一遍当时的情况。等我基本说完,周扬就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李: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温:我说:“我与右派没有联系,只是维护毛泽东思想。”周扬说:“你不要以为我很小气,不,并不是我要追查,是陆部长要追究。”谈得不投机,我没多说话,就散了。3月之后,开始整我了,由中宣部派人到局里来,在党组会议上要我做检查。5月份我还到莫斯科开会,回来后继续整,一点儿不讲理。他们收集我的稿子,最后归到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我申辩的余地。譬如在广播稿上,我删过“党的领导”这样的字眼,主要考虑到对外宣传应该特殊些。这就成了我的罪状。还说我在反右上不积极,保护一些人。李:当时你认为是整个反右运动有问题呢,还是认为完全是个别人在报复你?温:我当时想中央怎么可能会错呢?到10月份,要划右派分子,我被定为第三类右派分子,留用察看,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级别从9级降到15级。后来听说,在中宣部领导会议上,广播局党组汇报时说:按照周扬同志意见把温济泽定为右派。不过后来听说,周扬打电话否认有过这个指示。李:那么到底是不是他的指示呢?温:现在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我亲眼见到的场面是清楚的。“文革”中说中宣部时阎王殿,我相信周扬他是个阎王。陆定一当时也很左。到70年代“文革”后期,廖承志告诉我:“你划右派我是从胡乔木那里听说的。”当时胡乔木到廖承志家里,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右派吗?又冤枉了一个好同志。第二天,他们两人相约找到中宣部询问,回答说:上面已经批了,是彭真同志批的。廖承志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建议我给周总理写报告。几天后,他又告诉我:现在不能找周总理,周本身也遇到麻烦。李:你平反是什么时候?温:我平反比较早。1978年,廖承志、乔木、熊复、吴冷西联名为我呼吁平反,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份右派平反的呼吁。他指示下面去办,下面人说中央还没有关于平反的精神,毛主席只说过可以改正。胡耀邦说那就改正吧。这样,我就成了中央机关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李:现在你个人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怎样看呢?就是说,对周扬本人与你个人的遭遇怎么看?温: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责任归于个人。我恨周扬、梅益吗?当然,各个人也有个人的动机,如向上爬等动机。李:还记得“文革”后你和周扬的见面吗?温:当然记得。1978年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许多人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常去那里看一个老朋友,一次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时,我遇到了周扬,这是好多年后的第一次相逢。我们互相打招呼,但我开始并不情愿同他讲话。一天,他吃完后,搬一个凳子坐到我的旁边,问我现在还在写科学小品吗?我说打右派多少年了,不写了。他要我到他房间去玩。我的朋友对我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相信,还是去看他。大概去了两三次。李:请再详细谈谈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情况。温:每次我去看他,发现他都在读马恩全集,他说有好多心得要好好学习。我看他的态度还不错,不像从前了。在要求平反右派时,我也找到他,想让他写证明。但他忘记我是右派。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右倾思想可能有,但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他一说,就哭了。我不怀疑他是真忘了。那次我们谈了许多,还谈到冯雪峰。有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身旁就放着一封给中央的信,要求给冯雪峰恢复党籍。他让我看,给我的印象很深。李:我一直听说他就冯雪峰的事情写过一封信,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听说谁见到过,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要是能找到这封信就好了。温:可惜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后来我们都在研究生院,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尊重我,放手让我工作。李:“文革”后你对他的总体印象如何?温:这时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过去他左得莫名其妙,后来又说他右,我不承认,我看是他真正成熟了,掌握了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死的时候,对他也不公平。李:他因为异化问题受到批评,你对此怎么看,他和你谈过这个问题没有?温:1983年异化问题后,周扬受到刺激,从此一病不起。他对我说过:“稿子是我的思想,是别人写的,但我负责。没有什么错误。乔木来谈了三次,我拍了三次桌子。薄一波找我谈,要我承认错误,我说我只是作为学术问题。不过,我也承认考虑不周。”后来新华社记者去,他谈了一些想法,这就作为他的检讨发表了。李:他的情绪好像就是这之后变坏了。温:他心里埋下心病。我去看他,他说想不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研究?周扬看书多,谈异化问题,谈马克思主义讲得有道理,否定之否定,老是讲不行。我劝他挺过去,心情要愉快,我们这辈子遇到的事情太多了。我要他到中山公园多做几次气功。最后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伸出两只手抓住我,不让我走,流泪满面。苏灵扬说周扬是气死的。我认为,一个人最后改变了。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