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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祖光谈周扬

作者:李辉

时间:1993年1月5日吴祖光——作家李:1957年你被打成右派,与周扬有没有关系?吴:直接反我的不是他,反我的主要是田汉,但他是上级。反右一开始,由于我接受了反复动员而写的一篇文章,成为文艺界的大目标,又给我加上了“二流堂”,又是“小家族”,罪名可不少,一些熟人都为此被打成了右派。像丁聪,黄苗子。我当时的工作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北影开大会宣布我为右派的当天,有车把我接到田汉家中,周扬在座,还有我的专案组的人,有贺敬之、乔羽等。李:看来是对你特殊照顾。吴:他们主要像是安慰性质。周扬说:“不要灰心嘛!”印象最深的是田汉。他说:“把你打成右派,你以为我就可以办得到?总理专门召集一个会,秘书拿了一个提包,里面全是关于你的材料。你的事情总理全知道,是他决定的。”李:当右派后,你和周扬见面没有?吴:我和他没有太多的什么私交。当时,在首都剧场开过一次文艺界的大会,主要是周扬做报告。大局已定,打了无数右派。报告中点了不少人,有丁玲、艾青,还有我,念了一大串名字,后面都加上“同志”。我们这些右派都去了。记得他还说:“我们都叫你们同志,你们应该高兴,珍惜我选择的字眼。”显得很豁达的样子。李:你说田汉整你最厉害。晃:我很讨厌田汉。但我想:发生这样的运动,他只能跟着跑。6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戏,在后台看到他,他装腔做势连理也不想理。李:“文革”后你和周扬的来往怎样?吴:也不太多。但有几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剧协在校尉营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开会,有几十人参加,这次会议后来有报道。李:具体时间和内容我再查查当时的《文艺报》和《剧本》杂志。吴:周扬是“文革”后第一次和戏剧界见面。他坐在中间,要给大家讲话,他看看大家,说不出话,先流泪了。他说:“我看到你们,很难过,我整过你们,伤害了很多朋友。现在我同你们有共同语言了,因为我也挨过整了。时间很长了,对不起大家。”李:你觉得周扬“文革”后的忏悔和反思,是真诚的还是仅仅是权宜之计。吴:我看是他大彻大悟。我认为他的悔恨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因为异化问题挨批住进医院之后。他住在北京医院,我记得是去看叶圣陶,然后顺便去看看他。一走进他的病房,只见他满面怒气。有赵寻、陆石在场。李:陆石是谁?吴:文联当时的党组成员。他们站在一旁,周扬气得很厉害,嘴唇发抖。我一看这场面,便觉得来得不是时候,转身就要走,说:“你们有事,我下次再来看你。”赵寻也趁机下台,连说:“你来了,我们就走、周扬同志正在发脾气。”他们走后,我看周扬在流眼泪。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谈论了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只好安慰他,转移话题:“你别难过,最近出了很多新人,作品一个比一个强。想想年轻同志,你会高兴一点儿的。”我的话还真起了作用。他不让我走,还对我说:“你别走,我很高兴见到你。祖光同志,你谈谈你的意见,我老早想恢复天桥。天桥对劳动人民影响那么大,集中过那么多的民间艺人。”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对文学艺术还是死心塌地的。我对他说,现在做起来很难。原来的地方和艺人都不见了。过去是空场子,现在全是房子,江湖艺人也都散了。我还提到一解放就把艺人全赶走了,如那个有名的“飞飞飞”,被硬性赶到安徽去了。李:看来他脑子里还是想着一些文化建设的问题。这是不是也是对过去文化破坏的一种反思呢?至少在他实施文化政策时,没有考虑到保护问题。吴:几个月后我再去看他,他已经不行了,不能说话。只是侧身面对窗户,骨瘦如柴,像一个骷髅一样。我看了心里很难受。他是极左政策的牺牲者。他是支持者之一,是积极的执行者。但他的思想想通之后就有改变。他的内疚心情,我觉得特别沉重。我难以想象他怎么会那么左,伤害了那么多的人。当然根子不在他身上。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