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游荡的茨冈
作者：宋强、乔边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
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新民谣
90年代的钟声响彻在北京城的时候，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这样的场景：
街头“卖牛奶”的第一声叫卖，远比街心花园的老年迪斯科来得更早；而午间建筑工地“吭唷”声，又比舞厅“蓬嚓嚓”显得更欢；“叮叮叮”的门铃声，时常打搅你的午睡；手持各种证件的“灾民”，贸然闯进机关和住户，在困惑不解的主人面前，操起难懂的方言，顽强地推销自己或自己的产品。
在成都，流动人口正神奇地变成这个古老城市的又一景观，他们的影子无所不在，从事的劳动无所不包。广大市民在这一年开始惊呼：吃苦耐劳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买卖做到你家门口了！城市是块宝地，又是块巨大的“洼地”，农村劳动力每天每时都一刻不停地朝这洼地里流动和倾泻。
腊月将尽，他们怀揣着挣来的钱回家过年，元宵前后，当空气中还萦绕着爆竹的硝烟味，城市居民还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春节的喜悦和各种口福时。他们——过完春节的农民们，又整装出发了，背负各种梦想，以更汹涌澎湃的气势，再次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发，川军，皖军，豫军，鄂军……仿佛从天而降，汇成了强大的民工潮，这股富有勃勃生命力的大潮席卷而至，猛烈冲击各大城市的车站码头。这年开春，人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类似的主题：郑州火车站，不堪重负；南京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长江客运码头，民工如洪水般汹涌。
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顺着街沿，倚着桥栏，那些来自山区的“找工作”的人或站或立或蹲，那沾着灰尘，涂着黄泥的衣鞋，那或背或放的大花被盖，把街头点缀得不伦不类。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靠墙停放的有些生锈的三轮车，一把把被砖沙磨薄的磨亮的砖刀，一副副在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起的滚刷，……鲜明地向过往行人昭示他从事的职业或“工种”。
到本年止，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其中， 上海183万，北京130万，广州110万……，综合上海、北京、沈阳、成都、西安等6的城市资料，外来雇工比例如下——
建筑业雇帮工占流动人口25％－30％，一般居住两年以上；从事服务、修理业的占流动人口10％－15％，一般居住几月，长则数年。
除了摆摊卖水果、蔬菜，裁剪之外，还有从事搞搬运，拉蜂窝煤，补鞋，磨刀，打家具，收破烂等同市民密切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劳动，他们还乐于充当医院、学校、机关等单位所需要的勤杂工，花木匠，炊事员甚至看门者守更人等，青年女性多受雇于旅馆业、饮食业的个体户承包者和家庭保姆。
盲流，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个隐喻，在过去，它几乎是愚昧、肮脏的穷要饭的同义词，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因为贫困饥饿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流落城市里的，又找不到谋生的就业门路，只好乞讨为生。
如今不同了，那张张朴实的面孔显露出的每一个表情，都在改变城市人的传统观念。
这一年，早已辞去村长职务奔向城市的张村长衣锦还乡，这消息传遍大别山腹地的村落，村民们纷纷上前讨教取经。当村长离开的时候，在迈往外地的山路上，外出打工的人流使得寂静的山路热闹起来，成为这个村子百年来一大景观。
这一年，在大巴山一个山村里，几乎关闭的储蓄所，忙得四脚朝天，腊月三十前5天，存款额急剧上升，竟达30万，全部为外出打工经商回乡过年的农民所存。
“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吏”，内地山区，老区，贫困地区劳动力不断外流，惊动了当地党政领导，在苏北农村进城打工占70％以上，淮河中游的南岸有一个54万人口的小县，外出人口达12万之多。
“要想富，就得雇”。城市成了他们唯一选择的营地。
在这一年市民的记忆中，城市越来越像城市，城市也越来越不像城市。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条条大道越来越宽坦，农贸市场到处开花，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昔日的“乡巴佬”们充斥大街小巷。
进入市民家庭，衣衫呆板，口音古怪的外地人占据了本该市民们占据的位置，中国的大城市成了“大县城”。
在这一年里，市民们的失落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暴露更充分。
这一年，城市市民在喜悦地享受民工给都市经济生活带来诸多方便时，也承接着外来人口带来的骚扰和困惑。
这一年的某个傍晚，上海苏州河面一艘神秘的小船里，几个江浙民工在昏暗的船舱里分赃，多达10余万的钞票是他们在10余家工厂作案的“成果”。
同一时刻，在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
也是在同时，一个叫安子的姑娘匆匆行走在深圳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这位几年前闯进深圳的山区小姑娘，带着白天打工的一身疲倦，走向深圳大学夜大班，开始构思她的系列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这部书使她成为深圳市家喻户晓的人物，并成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90年代的震荡，将以某种社会结构的改组为序曲。
1991年大事记
★ 5月至7月， 我国江淮地区暴雨成灾，受灾人口7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60
亿人民币，我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 影片《周恩来》、《焦裕禄》获很高上座率。
★ 吸毒及毒品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新民谣
90年代的钟声响彻在北京城的时候，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这样的场景：
街头“卖牛奶”的第一声叫卖，远比街心花园的老年迪斯科来得更早；而午间建筑工地“吭唷”声，又比舞厅“蓬嚓嚓”显得更欢；“叮叮叮”的门铃声，时常打搅你的午睡；手持各种证件的“灾民”，贸然闯进机关和住户，在困惑不解的主人面前，操起难懂的方言，顽强地推销自己或自己的产品。
在成都，流动人口正神奇地变成这个古老城市的又一景观，他们的影子无所不在，从事的劳动无所不包。广大市民在这一年开始惊呼：吃苦耐劳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买卖做到你家门口了！城市是块宝地，又是块巨大的“洼地”，农村劳动力每天每时都一刻不停地朝这洼地里流动和倾泻。
腊月将尽，他们怀揣着挣来的钱回家过年，元宵前后，当空气中还萦绕着爆竹的硝烟味，城市居民还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春节的喜悦和各种口福时。他们——过完春节的农民们，又整装出发了，背负各种梦想，以更汹涌澎湃的气势，再次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发，川军，皖军，豫军，鄂军……仿佛从天而降，汇成了强大的民工潮，这股富有勃勃生命力的大潮席卷而至，猛烈冲击各大城市的车站码头。这年开春，人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类似的主题：郑州火车站，不堪重负；南京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长江客运码头，民工如洪水般汹涌。
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顺着街沿，倚着桥栏，那些来自山区的“找工作”的人或站或立或蹲，那沾着灰尘，涂着黄泥的衣鞋，那或背或放的大花被盖，把街头点缀得不伦不类。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靠墙停放的有些生锈的三轮车，一把把被砖沙磨薄的磨亮的砖刀，一副副在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起的滚刷，……鲜明地向过往行人昭示他从事的职业或“工种”。
到本年止，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其中， 上海183万，北京130万，广州110万……，综合上海、北京、沈阳、成都、西安等6的城市资料，外来雇工比例如下——
建筑业雇帮工占流动人口25％－30％，一般居住两年以上；从事服务、修理业的占流动人口10％－15％，一般居住几月，长则数年。
除了摆摊卖水果、蔬菜，裁剪之外，还有从事搞搬运，拉蜂窝煤，补鞋，磨刀，打家具，收破烂等同市民密切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劳动，他们还乐于充当医院、学校、机关等单位所需要的勤杂工，花木匠，炊事员甚至看门者守更人等，青年女性多受雇于旅馆业、饮食业的个体户承包者和家庭保姆。
盲流，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个隐喻，在过去，它几乎是愚昧、肮脏的穷要饭的同义词，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因为贫困饥饿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流落城市里的，又找不到谋生的就业门路，只好乞讨为生。
如今不同了，那张张朴实的面孔显露出的每一个表情，都在改变城市人的传统观念。
这一年，早已辞去村长职务奔向城市的张村长衣锦还乡，这消息传遍大别山腹地的村落，村民们纷纷上前讨教取经。当村长离开的时候，在迈往外地的山路上，外出打工的人流使得寂静的山路热闹起来，成为这个村子百年来一大景观。
这一年，在大巴山一个山村里，几乎关闭的储蓄所，忙得四脚朝天，腊月三十前5天，存款额急剧上升，竟达30万，全部为外出打工经商回乡过年的农民所存。
“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吏”，内地山区，老区，贫困地区劳动力不断外流，惊动了当地党政领导，在苏北农村进城打工占70％以上，淮河中游的南岸有一个54万人口的小县，外出人口达12万之多。
“要想富，就得雇”。城市成了他们唯一选择的营地。
在这一年市民的记忆中，城市越来越像城市，城市也越来越不像城市。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条条大道越来越宽坦，农贸市场到处开花，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昔日的“乡巴佬”们充斥大街小巷。
进入市民家庭，衣衫呆板，口音古怪的外地人占据了本该市民们占据的位置，中国的大城市成了“大县城”。
在这一年里，市民们的失落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暴露更充分。
这一年，城市市民在喜悦地享受民工给都市经济生活带来诸多方便时，也承接着外来人口带来的骚扰和困惑。
这一年的某个傍晚，上海苏州河面一艘神秘的小船里，几个江浙民工在昏暗的船舱里分赃，多达10余万的钞票是他们在10余家工厂作案的“成果”。
同一时刻，在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
也是在同时，一个叫安子的姑娘匆匆行走在深圳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这位几年前闯进深圳的山区小姑娘，带着白天打工的一身疲倦，走向深圳大学夜大班，开始构思她的系列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这部书使她成为深圳市家喻户晓的人物，并成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90年代的震荡，将以某种社会结构的改组为序曲。
1991年大事记
★ 5月至7月， 我国江淮地区暴雨成灾，受灾人口7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60
亿人民币，我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 影片《周恩来》、《焦裕禄》获很高上座率。
★ 吸毒及毒品问题受到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