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西望长安
作者：宋强、乔边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
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我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
我老想吃现成饭！”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台词
一切带着旧时代气息的游魂——有产阶级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飞、妓女和二流子，一切旧中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余孽，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家园。同时，一种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建立起来了。本年度，“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发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树伟大的功勋。这是因为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智慧。创造的大门是为每个人敞开的。只要我们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平凡可爱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钟对我们都无限珍贵。我们应让每分秒都过得有意义。人活着，不能只是吃饭穿衣，混一辈子。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目的。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那是卑鄙的自私。一个人，如果谁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岁，并且无病无灾，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献给党》同60年代出版的《雷锋日记》一样，在生命价值、事业与幸福的理解方面惊人的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时代意义作具体化分析，那么《雷锋日记》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国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新中国社会原则和理想原则的首创；《雷锋日记》是三年困难时期后收拾人心、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范本，《把一切献给党》则是对一切旧社会意识、一切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念的第一次宣战。
只有固守快乐原则的人才对新中国倡导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说《红粉》中写道：两个旧中国的浪荡子——一个是从良的妓女，一个是富家子弟，按照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国正在扫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电影院之外）：舞厅关闭了，咖啡馆改成了食堂，他们只好在苍茫夜色之中仓皇四顾。终于，他们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马上要收场的夜市，女孩大喊起来：“快，快！快去买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车去，捧了一客热腾腾的水晶包回来，女孩嘴里咬着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那一声“快、快！”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场，而在收场之际，人们挣扎着，试图挽留住最后的温馨。这种挽留是徒劳的，正如《红粉》最终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享乐生活观越顽强，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挣扎还是驯服者，最终会成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善男信女，就像电影《活着》所刻画的那样。本年10月，敢于向新中国崇高社会原则挑战的“张老头”被北京公安局收审，“张老头”本名张瑞生，是北京德胜门的一个老书贩子，为人桀骜不驯，日伪、国民党时代都拿他没办法。人们给他起了不少外号，如“老疯子”、“老腐败”、“老国民党”。张瑞生有个特点：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书都敢卖。就像张瑞生自己说的：“进去是我张老头，出来还是我张老头！”他讥笑检举者说：“你想敲我的饭碗呢？差得远呢！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四不卖国，你狗拿耗子，多操这份心！”——张瑞生的书摊在这个地方小有名气，他经营着德胜门小市靠东南边的一个旧书摊，摆满了各种旧书，只要看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够了：《狂蜂戏蝶》、《性典》、《风流佳人》、《灯草和尚》……还明日张胆地摆着许多****画报。这样的书摊自然吸引了许多主顾，只要围观的人一多，张瑞生便清清喉咙开讲：
“列位看官，要说如今这社会可就是太封建！这些书在日本时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风行于世自由买卖，那时候连明信片上印的都是****女人。南美洲的人12岁就生儿养女，可咱们的婚姻法规定要20岁，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众位既来这儿看书，就不用怕羞，常言说得好：书中自有颜如玉，年轻人要不懂这个，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这个“老疯子”的被抓使德胜门少了些热闹。司法部门宣布他是“杀人不见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这种罪行最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张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课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营新华铁工厂就有不少工人爱到他那儿看书，厂工会主席揭发说：“我们工厂的30多位工人，都看过老头儿的书，有两个结了婚的青工连干夜班的时候都看淫书，看过以后就去找暗娼。”张瑞生被捕后，德胜门一带的居民拍手称快，这个浑身散发腐朽气息的老厌物终于得到了报应。
张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会改造进程的一个插曲。这个改造进程是艰巨而伟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只限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号召，它需要依靠一种全民性的动员、一种有序的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游手好闲者在新社会、新风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继续逍遥下去了。这是个人生活无法逃脱时代检视的年代，个人生活并不能作为逃避社会神圣原则检视的借口。不允许“多余人”我行我素——电影《青年一代》就有这样的镜头：资本家的儿子郁郁寡欢地坐在亭子间里说：“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给我的利息够我吃几年的了。”而主人公则严肃地告诫他：他应为这种生活方式感到羞耻。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对这个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装束、发型、茫然无措的神情和开汽水瓶的样子。
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 一切自由主义者必将面对“我向何处去”的悲剧性命题，每个人都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势不可挡，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要么随波逐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闲阶层的习惯，又不惹犯众怒；要么铤而走险，最终为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道路，如陆文夫小说《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记着去吃一碗“头汤面”，这虽然是典型的闲人举止，但于新中国无碍，在文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新风尚和旧风俗之间自得其乐的。所以50年代虽然是个严峻的年代，但人们仍然找到许多古色古香的回忆——这种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发才做落花流水去，把旧时代最后一点温馨破除得干干净净。而铤而走险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无法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只好在革命队伍中骗取荣誉，在鲜花、掌声和功勋中找到荣华富贵的虚幻感觉。本年冬天，在西安农业技术研究所被揭露的特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代表人物。当他被几个受骗人撕破画皮时，吓得跪地求饶，特别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是好逸恶劳的劣根性害了自己。谁能想到：这个骗术拙劣、意志薄弱的国民党青年军士兵竟然是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李万铭行骗生涯从1949年便开始了，然而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行骗便被识破判了3年刑。 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能被一种脆弱的幻觉支配，数年之久顽强地演练着一种疯狂的人生？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也许能够给人们某种启发。
通过《西望长安》，人们都知道了大骗子“栗晚成”（李万铭之谐音）的名字，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甚至还混进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过东欧），行骗单位也不计其数。《西望长安》只摘取了西安、汉口和北京为背景，展示了一个小丑的现代《升官图》。剧目《西望长安》寓意辛辣，主人公的青云直上固然是一场黄梁美梦，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热心人又何尝没有梦境般的感觉？不能说《西望长安》是50年代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它只能算是一出社会新闻的情节剧，这种戏剧演出的目的是配合伟大的肃反任务，因此，它和民国时期的《枪毙阎瑞生》一样，意义仅限于警世的层次。剧中人说：“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的渣滓！”当旧中国的余孽发现他无法在社会革命的洪流维持他好吃懒做的生活时，他发现了维持他体面生活方式的最安全地带，那就是革命阵营内部。
戏就这样一幕幕进行下去，主人公先是出现在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穿一身旧军服，胸前挂着五六枚勋章，神色严肃，整日价心事重重。他奇怪的样子自然引起了年轻单纯学员的兴趣，在人们一再追问之下，这个栗晚成（李万铭）终于讲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抗美援朗的战斗英雄，最近马上要调到中南军政大学受训。训练班马上给他办了组织关系证明，用盛大的仪式欢迎了这位“最可爱的人”。主人公出现在第二幕时，已是1952年的春天，他已经是中南农林部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了，娶了妻子，有了较高的职位，然而，他还是整天的闷闷不乐，在同事追问之下，他拿出了一份电报，军委总参谋长命令他速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他马上要提升师长了。结果，农林部不但为他购买了机票，而且补助给他200元钱，“栗师长”含着感激的泪花同妻子和同志们告别，又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主人公凭着飞机票和“军委电报”，在西安受到了热情招待，然而，马脚就在这时显露了，剧中人发出了疑问：“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着两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文件，党的关系是西北农林学院出的文件，行政关系是由军政大学组织部出的文件”。“他的党员鉴定书写着：他1935年参加了红军，推算起来他才8岁！”“他在中学肄业一年。可是，党派他到中央大学去作地下工作。那时候，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我们可以派人进去，但是必须经过考试。凭他的中学一年级的程度，怎么能够考进去呢？难道国民党的大学特别照顾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又忽然地参了军，入了军政大学预科，然后又忽然变成了志愿军……”剧中人的总结令观众为之惊心：“这样—个文件，任何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好几个漏洞，可是在到我手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过它！”
于是责任人开始辩解：
“你可别忘了，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人事制度还相当的不健全！”
而回答是铿锵有力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遵守制度，文件连看也不看，拿起笔就批！”
剧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人们在这讽刺精神的痛快淋漓之后，免不了还是有一种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觉。栗晚成（李万铭）的卑贱和无耻令人愤恨，一个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寄生虫，在50年代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类似的平庸把戏会在日后的岁月中一次一次地上演，而且剧场永远客满？
年度记事
★ 新中国宪法颁布实施
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全文共10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规定了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该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 中共中央强调增强党的团结
2月6日至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说，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故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而作出的。然而，高岗拒绝党的挽救，反而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饶漱石也从无悔改之意， 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但增强了全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而且把党的注意力很快引导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去，对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 继续撤销、合并若干省区
继撤销绥远省并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 6月19日，《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决定》指出：国家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使中央能更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增强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增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定把辽东、辽西两省建制撤销，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建制撤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 均改为省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5市并入辽宁省的建制；哈尔滨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长春市并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汉市并入湖北省的建制；广州市并入广东省的建制；西安市并入陕西省的建制；重庆市并入四川省的建制。
★ 少数民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一般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形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的不同，宗教信仰广泛币深厚，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影响很大，再加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原因，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改革的时间、方式和步骤都不强求一律，依照各民族各地区的特点和本民族群众及领袖的意愿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牧民，废除地主、领主的剥削和一切特权，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寺庙和教堂的土地原则上不动。改革的方法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至上而下地进行。到本年度，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多数地区的民主改革顺利完成。2000多万贫苦的农牧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 我国开始使用布票
9月1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10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布票分全国通用布票、省市地方布票和军用布票，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的布票。
★ 处死奸商
5月，上海市举行公判大会，依法判处奸商李文达、王焕章、赵松青死刑。
投机商人李文达做了十多年掮客，1953年7月，他趁市场缝纫机供不应求之际，勾结其弟李文华， 骗得400多万元（旧币，下同），虚设“星星缝纫机工业社”，谎称可生产缝纫机，短短3个月内，骗得订金4亿多元。同年夏季，农村急需化肥，李文达竟恶毒地将7000多斤重亚硫酸钠假充肥田粉卖给农民。农民使用了有毒的假化肥，双手肿烂，800多亩水稻稻根腐烂，减产14万多斤，损失1.3亿6千多万元。
投机商人王焕章系行商出身，1953年在“美星印花厂”任襄理，后为扩大行骗范围，又自筹“美纶印花厂”，先后骗得6000多万元作为资本，未经登记便开始营业， 并向上海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3亿。去年年底竟纵火烧毁厂房骗取保险费，幸为职工发现，扑灭及时，才末酿成巨灾。
李文达、王焕章二犯与骗取求职农民保证金5000万元、逼死人命的奸商赵松青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 鼓励失业人员自谋生活
本年4月，劳动部召开全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会议，强调，4年来在处理失业工作上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不但表现在及时地采取以工代赈、转业训练、发放救济金、生产自救等方式救济一部分失业工人，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提高了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而且还介绍了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带动了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使缺乏厂矿企业生产条件的失业人员，在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中找到职业和自谋生活出路有了可能。会议决定今后劳动就业的方针是：除根据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逐步介绍就业外，要鼓励失业人员自找工作自谋生活出路；行之有效地缩小统一调配的范围，以扩大自行就业的门路。
★ 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本年度政务院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负责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以利国计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群众选举产生，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按照政策、法律进行调解；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不能强迫调解；调解不是起诉的必要程序，不得因未调解和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在文革中被粗暴地解散，70年代中期又得以恢复。
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我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
我老想吃现成饭！”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台词
一切带着旧时代气息的游魂——有产阶级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飞、妓女和二流子，一切旧中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余孽，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家园。同时，一种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建立起来了。本年度，“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发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树伟大的功勋。这是因为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智慧。创造的大门是为每个人敞开的。只要我们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平凡可爱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钟对我们都无限珍贵。我们应让每分秒都过得有意义。人活着，不能只是吃饭穿衣，混一辈子。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目的。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那是卑鄙的自私。一个人，如果谁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岁，并且无病无灾，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献给党》同60年代出版的《雷锋日记》一样，在生命价值、事业与幸福的理解方面惊人的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时代意义作具体化分析，那么《雷锋日记》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国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新中国社会原则和理想原则的首创；《雷锋日记》是三年困难时期后收拾人心、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范本，《把一切献给党》则是对一切旧社会意识、一切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念的第一次宣战。
只有固守快乐原则的人才对新中国倡导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说《红粉》中写道：两个旧中国的浪荡子——一个是从良的妓女，一个是富家子弟，按照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国正在扫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电影院之外）：舞厅关闭了，咖啡馆改成了食堂，他们只好在苍茫夜色之中仓皇四顾。终于，他们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马上要收场的夜市，女孩大喊起来：“快，快！快去买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车去，捧了一客热腾腾的水晶包回来，女孩嘴里咬着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那一声“快、快！”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场，而在收场之际，人们挣扎着，试图挽留住最后的温馨。这种挽留是徒劳的，正如《红粉》最终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享乐生活观越顽强，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挣扎还是驯服者，最终会成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善男信女，就像电影《活着》所刻画的那样。本年10月，敢于向新中国崇高社会原则挑战的“张老头”被北京公安局收审，“张老头”本名张瑞生，是北京德胜门的一个老书贩子，为人桀骜不驯，日伪、国民党时代都拿他没办法。人们给他起了不少外号，如“老疯子”、“老腐败”、“老国民党”。张瑞生有个特点：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书都敢卖。就像张瑞生自己说的：“进去是我张老头，出来还是我张老头！”他讥笑检举者说：“你想敲我的饭碗呢？差得远呢！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四不卖国，你狗拿耗子，多操这份心！”——张瑞生的书摊在这个地方小有名气，他经营着德胜门小市靠东南边的一个旧书摊，摆满了各种旧书，只要看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够了：《狂蜂戏蝶》、《性典》、《风流佳人》、《灯草和尚》……还明日张胆地摆着许多****画报。这样的书摊自然吸引了许多主顾，只要围观的人一多，张瑞生便清清喉咙开讲：
“列位看官，要说如今这社会可就是太封建！这些书在日本时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风行于世自由买卖，那时候连明信片上印的都是****女人。南美洲的人12岁就生儿养女，可咱们的婚姻法规定要20岁，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众位既来这儿看书，就不用怕羞，常言说得好：书中自有颜如玉，年轻人要不懂这个，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这个“老疯子”的被抓使德胜门少了些热闹。司法部门宣布他是“杀人不见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这种罪行最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张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课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营新华铁工厂就有不少工人爱到他那儿看书，厂工会主席揭发说：“我们工厂的30多位工人，都看过老头儿的书，有两个结了婚的青工连干夜班的时候都看淫书，看过以后就去找暗娼。”张瑞生被捕后，德胜门一带的居民拍手称快，这个浑身散发腐朽气息的老厌物终于得到了报应。
张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会改造进程的一个插曲。这个改造进程是艰巨而伟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只限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号召，它需要依靠一种全民性的动员、一种有序的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游手好闲者在新社会、新风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继续逍遥下去了。这是个人生活无法逃脱时代检视的年代，个人生活并不能作为逃避社会神圣原则检视的借口。不允许“多余人”我行我素——电影《青年一代》就有这样的镜头：资本家的儿子郁郁寡欢地坐在亭子间里说：“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给我的利息够我吃几年的了。”而主人公则严肃地告诫他：他应为这种生活方式感到羞耻。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对这个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装束、发型、茫然无措的神情和开汽水瓶的样子。
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 一切自由主义者必将面对“我向何处去”的悲剧性命题，每个人都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势不可挡，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要么随波逐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闲阶层的习惯，又不惹犯众怒；要么铤而走险，最终为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道路，如陆文夫小说《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记着去吃一碗“头汤面”，这虽然是典型的闲人举止，但于新中国无碍，在文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新风尚和旧风俗之间自得其乐的。所以50年代虽然是个严峻的年代，但人们仍然找到许多古色古香的回忆——这种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发才做落花流水去，把旧时代最后一点温馨破除得干干净净。而铤而走险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无法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只好在革命队伍中骗取荣誉，在鲜花、掌声和功勋中找到荣华富贵的虚幻感觉。本年冬天，在西安农业技术研究所被揭露的特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代表人物。当他被几个受骗人撕破画皮时，吓得跪地求饶，特别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是好逸恶劳的劣根性害了自己。谁能想到：这个骗术拙劣、意志薄弱的国民党青年军士兵竟然是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李万铭行骗生涯从1949年便开始了，然而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行骗便被识破判了3年刑。 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能被一种脆弱的幻觉支配，数年之久顽强地演练着一种疯狂的人生？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也许能够给人们某种启发。
通过《西望长安》，人们都知道了大骗子“栗晚成”（李万铭之谐音）的名字，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甚至还混进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过东欧），行骗单位也不计其数。《西望长安》只摘取了西安、汉口和北京为背景，展示了一个小丑的现代《升官图》。剧目《西望长安》寓意辛辣，主人公的青云直上固然是一场黄梁美梦，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热心人又何尝没有梦境般的感觉？不能说《西望长安》是50年代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它只能算是一出社会新闻的情节剧，这种戏剧演出的目的是配合伟大的肃反任务，因此，它和民国时期的《枪毙阎瑞生》一样，意义仅限于警世的层次。剧中人说：“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的渣滓！”当旧中国的余孽发现他无法在社会革命的洪流维持他好吃懒做的生活时，他发现了维持他体面生活方式的最安全地带，那就是革命阵营内部。
戏就这样一幕幕进行下去，主人公先是出现在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穿一身旧军服，胸前挂着五六枚勋章，神色严肃，整日价心事重重。他奇怪的样子自然引起了年轻单纯学员的兴趣，在人们一再追问之下，这个栗晚成（李万铭）终于讲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抗美援朗的战斗英雄，最近马上要调到中南军政大学受训。训练班马上给他办了组织关系证明，用盛大的仪式欢迎了这位“最可爱的人”。主人公出现在第二幕时，已是1952年的春天，他已经是中南农林部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了，娶了妻子，有了较高的职位，然而，他还是整天的闷闷不乐，在同事追问之下，他拿出了一份电报，军委总参谋长命令他速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他马上要提升师长了。结果，农林部不但为他购买了机票，而且补助给他200元钱，“栗师长”含着感激的泪花同妻子和同志们告别，又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主人公凭着飞机票和“军委电报”，在西安受到了热情招待，然而，马脚就在这时显露了，剧中人发出了疑问：“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着两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文件，党的关系是西北农林学院出的文件，行政关系是由军政大学组织部出的文件”。“他的党员鉴定书写着：他1935年参加了红军，推算起来他才8岁！”“他在中学肄业一年。可是，党派他到中央大学去作地下工作。那时候，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我们可以派人进去，但是必须经过考试。凭他的中学一年级的程度，怎么能够考进去呢？难道国民党的大学特别照顾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又忽然地参了军，入了军政大学预科，然后又忽然变成了志愿军……”剧中人的总结令观众为之惊心：“这样—个文件，任何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好几个漏洞，可是在到我手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过它！”
于是责任人开始辩解：
“你可别忘了，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人事制度还相当的不健全！”
而回答是铿锵有力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遵守制度，文件连看也不看，拿起笔就批！”
剧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人们在这讽刺精神的痛快淋漓之后，免不了还是有一种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觉。栗晚成（李万铭）的卑贱和无耻令人愤恨，一个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寄生虫，在50年代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类似的平庸把戏会在日后的岁月中一次一次地上演，而且剧场永远客满？
年度记事
★ 新中国宪法颁布实施
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全文共10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规定了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该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 中共中央强调增强党的团结
2月6日至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说，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故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而作出的。然而，高岗拒绝党的挽救，反而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饶漱石也从无悔改之意， 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但增强了全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而且把党的注意力很快引导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去，对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 继续撤销、合并若干省区
继撤销绥远省并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 6月19日，《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决定》指出：国家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使中央能更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增强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增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定把辽东、辽西两省建制撤销，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建制撤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 均改为省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5市并入辽宁省的建制；哈尔滨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长春市并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汉市并入湖北省的建制；广州市并入广东省的建制；西安市并入陕西省的建制；重庆市并入四川省的建制。
★ 少数民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一般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形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的不同，宗教信仰广泛币深厚，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影响很大，再加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原因，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改革的时间、方式和步骤都不强求一律，依照各民族各地区的特点和本民族群众及领袖的意愿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牧民，废除地主、领主的剥削和一切特权，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寺庙和教堂的土地原则上不动。改革的方法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至上而下地进行。到本年度，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多数地区的民主改革顺利完成。2000多万贫苦的农牧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 我国开始使用布票
9月1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10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布票分全国通用布票、省市地方布票和军用布票，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的布票。
★ 处死奸商
5月，上海市举行公判大会，依法判处奸商李文达、王焕章、赵松青死刑。
投机商人李文达做了十多年掮客，1953年7月，他趁市场缝纫机供不应求之际，勾结其弟李文华， 骗得400多万元（旧币，下同），虚设“星星缝纫机工业社”，谎称可生产缝纫机，短短3个月内，骗得订金4亿多元。同年夏季，农村急需化肥，李文达竟恶毒地将7000多斤重亚硫酸钠假充肥田粉卖给农民。农民使用了有毒的假化肥，双手肿烂，800多亩水稻稻根腐烂，减产14万多斤，损失1.3亿6千多万元。
投机商人王焕章系行商出身，1953年在“美星印花厂”任襄理，后为扩大行骗范围，又自筹“美纶印花厂”，先后骗得6000多万元作为资本，未经登记便开始营业， 并向上海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3亿。去年年底竟纵火烧毁厂房骗取保险费，幸为职工发现，扑灭及时，才末酿成巨灾。
李文达、王焕章二犯与骗取求职农民保证金5000万元、逼死人命的奸商赵松青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 鼓励失业人员自谋生活
本年4月，劳动部召开全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会议，强调，4年来在处理失业工作上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不但表现在及时地采取以工代赈、转业训练、发放救济金、生产自救等方式救济一部分失业工人，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提高了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而且还介绍了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带动了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使缺乏厂矿企业生产条件的失业人员，在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中找到职业和自谋生活出路有了可能。会议决定今后劳动就业的方针是：除根据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逐步介绍就业外，要鼓励失业人员自找工作自谋生活出路；行之有效地缩小统一调配的范围，以扩大自行就业的门路。
★ 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本年度政务院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负责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以利国计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群众选举产生，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按照政策、法律进行调解；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不能强迫调解；调解不是起诉的必要程序，不得因未调解和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在文革中被粗暴地解散，70年代中期又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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