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二流子涅槃
作者：宋强、乔边
“洗衣服啊大嫂，裤腿挽得这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还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么态度？”
“这个态度就不孬！”
——刘玉堂《温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国以钢铁巨人般的脚步前进着，时代的巨轮碾轧着旧中国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统和生活方式。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社会结构中的惰性气体——二流子和闲人，虽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样属专政机关打击的对象（严格地说，二流子阶层仅仅是伦理道德领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害的），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成为照耀各项工作的明灯，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剥削阶级习气也成为社会伦理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二流子阶层所具有的好逸恶劳的品行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阶层注定无法逃避时代的清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农村合作化的洪流将把旧时代的泥淖席卷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改造二流子的社会革命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成为边区最为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风毛鳞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讨为生的嗜好一样，二流子骨子里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闲云野鹤”情结，我们可以推测：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换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人身上，乡党一定不会特别的鄙视他，大家可能还会觉得他风流喜洽，是个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村，一个以田土为生而又不事生产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二流子和邻居一样属于劳动阶层，尽管他的言谈举止低级而有趣，但正如萧伯纳当年拒绝邓肯的求婚所说的：“假如我们的孩子脑瓜像你一般疯狂，身体又像我这般孱弱，那岂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结合？”——二流子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现实结合得如此糟糕，他们为正经的农业劳动者所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二流子这一名词已经从中国人的辞典中消失，成为一种真正的记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农村的茶馆里成天闲坐的年轻人那里看到某些印记，长者同样会鄙夷他们，并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词来咒骂他们，以他们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子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不会有人送他们去劳动教养，他们也不愁找不到对象，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坐茶馆的原因，他们的谈吐比一般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量，他们恢谐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欢；他们中间的部分人由于东游西荡而见多识广，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他们有可能成为农村的“能人”——《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假导演江宝根就属于这种新型“二流子”。
正如当年的二流子属于城乡范畴的社会概念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轻而易举地找到某些当年二流子的特征，甚至贾平凹笔下的“闲人”如果出现在50年代，也难免被认同为二流子阶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二流子体现出的与民族现实不符的个性在当年是超前的，他们的无所事事、油腔滑调，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众所宽容的，但在那个年代，在一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和严肃的社会空气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我们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当年的二流子，是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那个时代不同。80年代有一部名为《咸亨酒店》的戏剧，里面的阿Q深得观众的喜欢，缺了二流子阿Q，气氛当然要索然得多。很明显，导演也对这个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这样处理阿Q被杀的场面的：阿Q被五花大绑、骂骂咧咧地经过咸亨酒店：“他妈的，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小D哭着冲上去抱住他：“阿Q哥！”文学批评者会认为这个场面不伦不类，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对人性的关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爱心”——这种“爱心”当然也是同严肃的历史环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假如一个老太太夸你“很活跃”，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老太大一定从你的油腔滑调、游戏人生的样子联想到了她的某个亲戚——一个抽大烟、玩蟋蟀活活把家业败尽的亲戚。败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乐主义是二流子的温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屡有表现，这种人的特征一般是：厚颜无耻、嗜赌成性、讲究吃喝、游手好闲，是剥削思想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二流子的劣根性，他们往往被阶级敌人利用，在物质利益引诱下充当破坏农业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无产者，是团结和帮教对象，所以地主、富农乐于利用他们的糊涂观念和愣头青性格，让他们充当向农业社进攻的工具。
※ ※ ※ ※ ※
我们可以综合各种文学作品的描写，想象一下50年代里，一个二流子怎样度过他的一天。
二流子的作息制度和一般农村人不一样，50年代的许多农村是不通电的，因此，绝大多数人在晚上八、九点钟便早早入睡。二流子则属夜猫子类型，昨晚12点钟，他在镇上赌输了钱，点着一根偷来的葵花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路回家，二流子的家在村头，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土屋，除了一张小饭桌和一个旧床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当，床上只有一付草垫子，米缸也是空的，所以二流子的家是不用上锁的，门上象征性地用草绳扣住，进屋时拔拉开草绳就是了。二流子的睡眠一般要持续到第二天晌午，外面的喧腾世界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好梦，然而最近不太一样，村子里的有线广播喇叭架在木屋后的树上，一大清早就把二流子吵得不能安生，“农业社是我们的幸福园地……”，这个清脆的、浓厚学生腔的女声出自富裕中农的闺女，二流子身体卷成一个“○”形捂着耳朵，用淫亵的语言把这女孩子和她的母亲、她的祖母、她的祖宗十八辈女性亲属骂了个遍。很明显，二流子无法安睡了，当然他决定不再挺身大睡也有生计上的原因——他已经断炊了。这个月补助给他的救济粮，已被他拿到镇子上换成挂面和猪蹄子捣了嗓子，余下的换了钱赌输了。找村主任想办法吧，只能白遭一顿数落；砍点竹子卖到纸厂吧，竹子又沉，路又远，而且又卖不上价，——二流子的祖上给他留下的十几顷好地、镇上的店铺和一座碾米厂早在民国36年便在一场豪赌中输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屋后的一大片竹林和两亩薄地。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幸事，划分成份的时候他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政治上同上中农一视同仁。但真正有田产有家业的上中农是耻于跟这个二流子为伍的，每逢二流子腆着脸向村里的上中农告帮时，他们会扭过头去朝地面上猛冲一口：“呸！送子观音瞎了眼，生出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跟这些人惜粮食是绝不可能的，想到这里，二流子直起身来恨恨地骂：妈的，迟早一天老子要起来共你们的产！统购统销，折产归社，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 ”’
二流子有一个特点：尽管他们时常为生活问题所困扰，但他们似乎总是沉得住气，村头的庙宇是长者们聚集的地方，他们三个五个一堆蹲在戏台子下面晒着太阳，聊着年景，二流子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年轻人，他在长者圈子外敞怀们虱，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长者们虽然平时为人厚道持重，但对混在他们中间的二流子也不免口尖舌利起来，他们会动不动拿二流子来说事：“给困难户吃供应粮咱没意见，可就像他（指着二流子），人高马大的，种着几亩好田，一粒粮食不交，张着一张嘴每年叨集体的供应粮……”，“长贵家的大小子成天不学好，东游西逛，田也不种，到了老也就是他（指着二流子）这样了……”，“啧啧，村干部一开会就煮挂面，二流子也在家里煮挂面——你算老几，也配？”二流子也习惯于自轻自贱，非但不生气，还挺凑趣，一面捉虱一边点头哈腰：“嗨！提我干嘛？我这人模狗样还值得您老操心？不过现在的干部哇，日子是过得不赖……”他很容易地把人们说闲话的目标转到干部那里了。虽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把二流子当作正经的发言者，但有时候二流子的风凉话中透出的信息也不能不使戏台子下的人皱皱眉头。农村人承认：二流子的眼神好使。
在农村时，只有这几类人是满口新名词：干部、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再有就是二流子和地主。二流子喜欢说新名词，是因为他喜欢到城镇活动，因此他的流行语汇不亚于城镇居民。二流子能说新名词还有一个好处：每次向村干部申请供应粮时，可以用新名词来表态：“明年，我一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村干部也被他逗得一乐：“走走走，别让我再听到你这个腔！”二流子深知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懂得撇出些油腔滑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登鼻子上脸，这是一种生活智慧，违背这种原则，只能自取其辱。二流子一般都有一个很难听的外号，这外号基本上人人都叫得。但假如有两种人叫他的外号，二流子一定是要生气的。一种是小孩子，当一群小孩尾随在二流子身后喊着“大喇子”、“滚刀肉”之类的外号时，二流子会猛地转过身，露出很凶的样子，小孩子便一轰而散。二流子追几步，扔一块石头，然后悻悻的拍拍手，用很恶毒肮脏的话咒骂着他们的父母，抄着双手一摇三晃地继续走道。地主分子也不敢惹二流子，二流子的流氓无产者本性爆发出来，是很可怕的，不仅如此，地主在村子里，除了怕干部之外，最怕二流子找麻烦，地主见着二流子都躲着走，唯恐二流子把他们当出气筒。是的，二流子只能在地主身上找到社会主人的感觉，只要他们有闲工夫，他们随时都要发泄这种感觉。在村间的戏台子前，偶尔也有一个地主经过。这时候，笼着袖子昏昏欲睡的二流子便露出亢奋的表情：“唉？你这个老不死的，凑什么热闹？我们贫下中农（根据不同地区，或称贫下中渔、贫下中牧）在这里谈事，有你这个狗地主什么事？想搞破坏吗？”地主一惊，连忙陪笑脸：“哎，哎，大侄子，这不，我去地里收拾我那点麦子，刚路过这儿……”二流子披上棉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提溜着地主的脖领子：“收起你那一套！谁是你的大侄子？这些日子艾森豪为儿打朝鲜（注：农村人不懂艾森豪威尔是个全名，误以为美国总统是为他的儿子出兵朝鲜的），我瞅着你也想要‘炸尸’了！”地主带着哭腔向二流子告饶：“大兄弟，你放我一马吧，乡里乡亲的……。”二流子啐了一口：“呸！你别做梦！想变天？重新剥削老子（天知道谁剥削过他！）？你死了这条心吧，滚！”二流子飞起一脚，地主踉踉跄跄地跑了，二流子的这番表现着实让戏台子前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讨厌，但大家都不好说什么，斗地主嘛，于是，大伙儿都不再说话，日头已值晌午，人们陆陆续续散了。
二流子折腾了一阵，也感到有些无趣，更主要的，他觉得饿了——虽然农闲季节每日只吃两餐，但饿了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二流子不想回家蒸红薯，他木立了半晌，忽然想到：舅舅家里今早打酒割肉，不知是什么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蹭他一顿再作图谋。
打酒割肉的这家人原是为招待邻乡来的亲家，主人眼尖，远远地看到二流子佝偻着肩穿过邻家的菜地朝这厢走来，顿时一股恶气窜上心头，主人叫过灶房里烧火的女人，如此这般地嘱咐了几句，折回堂屋里。
二流子还未走拢，便闻到了肉菜的香味，他清了清喉咙，正想大声甜蜜蜜地唤几声“舅舅”，冷不丁两条恶狗窜了出来，朝着他狂吠乱咬，二流子连忙挡狗呼救：“舅舅！舅妈！家里有人吗——快出来管管狗！”没有人搭理他，他的裤子被撕裂了，发黄的棉花飘了出来。这时候二流子看到了舅舅家的小孩——他的两个表弟出现在院坝里，这两个可恶的小杂种非但不管狗，反而被他的狼狈相逗得哈哈大笑，一边笑还一边鼓励着恶狗：“咬哇，咬！”
舅妈终于出现在院子里了，她先喝走了两个孩子，一边拿着扫帚撵狗，一边打狗一边嘴里骂：“该遭五雷劈的畜牲，只配吃屎的畜牲，一天到晚就知道东寻摸西寻摸，谁有工夫伺候你这个畜牲！——瞧你们这副癞样，还不趁早给老娘滚开点！”
这哪里是撵狗，分明是在骂人，二流子虽然脸皮厚，但也知道舅舅家里不可能有他的座位的，他暗骂一声“晦气！”讪讪地离开了这所院子。
更多的时候，二流子的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农妇的叱骂只是他们每日生活的日常内容之一，他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这种尖冷的人言。然而，他们能够磨练出来这样的本领： 很快就将恼怒化解为无，鲁迅当年写道：在喝过两碗黄酒之后，阿Q又高兴起来了，那么，二流子又为什么事高兴呢？闲汉们总会找到乐子的，在不知什么地方蹭过一顿饭食后，二流子的步伐变得轻快，骨头也轻了许多，他走过村口的小桥，见军属何大嫂在沟边洗衣服.于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洗衣服呢大嫂！裤腿挽得那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性情泼辣的大嫂气得发怔，一扔衣服，回敬道：
“还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么态度？”二流子悻悻然。
“就这态度就不孬，瞧你那副德性，二流子！”
二流子一边走一边嘟囔：
“这老婆，太骄傲自满了，瞧男人回来怎么收拾你……”
天知道，二嫂的丈夫回来会收拾谁呢？只要二流子出现在村子里，这种粗俗的风情剧每天都会上演，二流子的欲念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某些发泄，但这只是二流子阶层最后的快乐，当旧社会的情调随着时代的脚步消失的时候，二流子生活方式的温床也将被无情地摧毁。
年度记事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本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日报》于9月25日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日报》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而现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 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议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2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谈判协议及其他有关协定，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正式签字。28日，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金日成和彭德怀27日发布停战命令， 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全线完全停火。一位深受美军喜爱的志愿军女广播员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向她的听众告别，她动情地用英语向美国士兵们告别，最后一句话是：“请想一想，这场战争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可以补叙的一个细节是：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的一位军官用苏制打火机点烟，打了几十下不见火苗，会场空气顿时尴尬起来，美国军官友好地赠送给对方一只美式打火机，军官点着香烟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手一扬，将那只银光闪闪的打火机扔出他背后的窗口。
★ 毛、梁交恶
“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在政协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毛泽东不断插话，用这样的措辞严厉批判梁漱溟，并评价梁是用笔杀人的伪君子。几十年后，梁漱溟先生提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为这一层极深的误会而痛心疾首。事情起因是：梁在8月 11日的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说，如今“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党放弃了农民。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发言，梁听后“甚感意外”，但并不服气，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收回他的批评，并说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1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6日，梁再次登台声明自己不反对总路线。17日，周总理针对梁的“倨傲”发表讲话，提起了国共和谈时期不愉快的往事。1946年梁漱溟、罗隆基等人曾起草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显然认识不到国共冲突的实质，虽经周恩来抗议后收回，但已经太伤感情。梁的耿直从这次政协会议上开始出名，直到70年代，梁屡屡在政协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周恩来深知梁之性情，指示“可不必纠缠”，使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平安无事。
★ 斯大林逝世
尽管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号召信徒为病重的斯大林祈祷，但斯大林还是于3月5日病逝。获知噩耗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往苏联大使馆哀悼，并向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致电吊唁。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饮宴和娱乐活动。全国县以上行政地区一律于3月9日举行追悼大会。
3月9日下午5时， 正当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从来德总司令到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各界人士纷纷致辞哀悼。同时，《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一文。
诗人流沙河回忆：单位举行斯大林追悼会时，有一人突然放声大嚎，令会场中人十分紧张，年轻的流沙河认为此举不免矫情，也许正是这种“独立见解”埋下了以后的《草木篇》的祸根。
★ 中国式集体农庄
“高级社一成立，跟苏联老大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共产主义一实现，那个牛奶还喝不惯哩！”
“经常喝就喝惯了……”
这是50年代的典型对话之一，反映了中国农民对集体化之路最率真的理解。地处北大荒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和平村就出现了高度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和平村是一个有四、五年劳动互助基础的村庄，全村282户中只剩下3户单干的农民，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必须走苏联农民走过的集体化的道路，和平村集体农庄就这样成立了。这个农庄的主要生产资料折价作股归集体所有，但每户仍留有自己的房屋，几亩菜园和一两头母牛，他们还可随意饲养猪和鸡只等。
集体农庄的核算实行劳动日制分配，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形式。集体农庄制度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所有农作物的产量都大大超过了一般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如庄员王焕义过去是一个有三匹马和七公顷半地的富裕中农，参加互助组时，全部收入为23石1斗粮，然而，集体农庄的头一年，庄员每户平均净分便达30石8斗粮。
★ 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案
据新华社报道：安徽省歙县卫生院秘书朱唯物、院长张锦辉、县府民事科长钟生明等干涉女护士江丽丽婚姻自由，非法审训逼供，致使江丽丽投井自杀身死。
江丽丽与卫生所干部赵立品发生恋爱关系，赵立品工作有错误，被停职反省，接受调查处理，负责调查赵立品错误的钟生明不是对赵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而是着重纠缠他和江丽丽是否发生性关系的问题。钟生明、张锦辉、朱唯物还不断给江丽丽施加压力，其中朱唯物表现最为恶劣，他非法审训江丽丽，常常在半夜三更把江从床上拖起来讯问，强迫她承认被赵****过，江迫于威胁，捏造了口供，赵立品得知后服毒自杀（未遂），县里不但不予重视，反而判处赵五年徒刑。
江丽丽后也因不堪迫害，跳井自杀。令人发指的是，县法院在江死后，还非法开棺验尸，一定要达到证明江丽丽被****的目的，此事引起公愤，有关当事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 育婴堂黑幕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被嬷嬷关进狭窄的铁箱子里，当人们打开这铁箱，女孩子僵硬的尸体已变成一个“V”字形，这仅仅是有关育婴堂慈善外衣下的罪证之一。7月4日，上海群众九百多人聚集在徐汇区的育婴堂广场，追悼被帝国主义以“慈善事业”为名而杀害的无数无辜婴儿，到会家属们静听着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圣母院工作组宣布经过调查的婴儿名单，盼望着能重新和亲生骨肉团圆。但名单宣布后，绝大多数家长失望了。家属吴杏芬昨上午带着一盒月饼赶到会场，想看一看才生下一个月就送进育婴堂的孩子，但她在会场上只看见一堆婴儿骨骸，她悲愤地哭着说：“我的孩子要活着已经九岁了。现在没啦，我恨死了帝国主义分子！”这些家属们在解放前因生活困苦而被迫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但今天他们只看到残害孩子的木棒、铁棍、剪刀、鸡毛帚，看到了搬运尸体的工具：竹篓、扁担、棺材、破席子……这些触目惊心的实物使人们痛哭失声，从掩埋被害婴儿的“圣地”挖掘出的累累白骨，令人们为之战栗、愤怒！
“还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么态度？”
“这个态度就不孬！”
——刘玉堂《温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国以钢铁巨人般的脚步前进着，时代的巨轮碾轧着旧中国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统和生活方式。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社会结构中的惰性气体——二流子和闲人，虽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样属专政机关打击的对象（严格地说，二流子阶层仅仅是伦理道德领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害的），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成为照耀各项工作的明灯，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剥削阶级习气也成为社会伦理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二流子阶层所具有的好逸恶劳的品行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阶层注定无法逃避时代的清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农村合作化的洪流将把旧时代的泥淖席卷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改造二流子的社会革命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成为边区最为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风毛鳞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讨为生的嗜好一样，二流子骨子里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闲云野鹤”情结，我们可以推测：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换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人身上，乡党一定不会特别的鄙视他，大家可能还会觉得他风流喜洽，是个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村，一个以田土为生而又不事生产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二流子和邻居一样属于劳动阶层，尽管他的言谈举止低级而有趣，但正如萧伯纳当年拒绝邓肯的求婚所说的：“假如我们的孩子脑瓜像你一般疯狂，身体又像我这般孱弱，那岂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结合？”——二流子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现实结合得如此糟糕，他们为正经的农业劳动者所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二流子这一名词已经从中国人的辞典中消失，成为一种真正的记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农村的茶馆里成天闲坐的年轻人那里看到某些印记，长者同样会鄙夷他们，并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词来咒骂他们，以他们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子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不会有人送他们去劳动教养，他们也不愁找不到对象，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坐茶馆的原因，他们的谈吐比一般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量，他们恢谐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欢；他们中间的部分人由于东游西荡而见多识广，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他们有可能成为农村的“能人”——《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假导演江宝根就属于这种新型“二流子”。
正如当年的二流子属于城乡范畴的社会概念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轻而易举地找到某些当年二流子的特征，甚至贾平凹笔下的“闲人”如果出现在50年代，也难免被认同为二流子阶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二流子体现出的与民族现实不符的个性在当年是超前的，他们的无所事事、油腔滑调，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众所宽容的，但在那个年代，在一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和严肃的社会空气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我们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当年的二流子，是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那个时代不同。80年代有一部名为《咸亨酒店》的戏剧，里面的阿Q深得观众的喜欢，缺了二流子阿Q，气氛当然要索然得多。很明显，导演也对这个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这样处理阿Q被杀的场面的：阿Q被五花大绑、骂骂咧咧地经过咸亨酒店：“他妈的，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小D哭着冲上去抱住他：“阿Q哥！”文学批评者会认为这个场面不伦不类，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对人性的关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爱心”——这种“爱心”当然也是同严肃的历史环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假如一个老太太夸你“很活跃”，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老太大一定从你的油腔滑调、游戏人生的样子联想到了她的某个亲戚——一个抽大烟、玩蟋蟀活活把家业败尽的亲戚。败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乐主义是二流子的温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屡有表现，这种人的特征一般是：厚颜无耻、嗜赌成性、讲究吃喝、游手好闲，是剥削思想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二流子的劣根性，他们往往被阶级敌人利用，在物质利益引诱下充当破坏农业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无产者，是团结和帮教对象，所以地主、富农乐于利用他们的糊涂观念和愣头青性格，让他们充当向农业社进攻的工具。
※ ※ ※ ※ ※
我们可以综合各种文学作品的描写，想象一下50年代里，一个二流子怎样度过他的一天。
二流子的作息制度和一般农村人不一样，50年代的许多农村是不通电的，因此，绝大多数人在晚上八、九点钟便早早入睡。二流子则属夜猫子类型，昨晚12点钟，他在镇上赌输了钱，点着一根偷来的葵花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路回家，二流子的家在村头，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土屋，除了一张小饭桌和一个旧床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当，床上只有一付草垫子，米缸也是空的，所以二流子的家是不用上锁的，门上象征性地用草绳扣住，进屋时拔拉开草绳就是了。二流子的睡眠一般要持续到第二天晌午，外面的喧腾世界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好梦，然而最近不太一样，村子里的有线广播喇叭架在木屋后的树上，一大清早就把二流子吵得不能安生，“农业社是我们的幸福园地……”，这个清脆的、浓厚学生腔的女声出自富裕中农的闺女，二流子身体卷成一个“○”形捂着耳朵，用淫亵的语言把这女孩子和她的母亲、她的祖母、她的祖宗十八辈女性亲属骂了个遍。很明显，二流子无法安睡了，当然他决定不再挺身大睡也有生计上的原因——他已经断炊了。这个月补助给他的救济粮，已被他拿到镇子上换成挂面和猪蹄子捣了嗓子，余下的换了钱赌输了。找村主任想办法吧，只能白遭一顿数落；砍点竹子卖到纸厂吧，竹子又沉，路又远，而且又卖不上价，——二流子的祖上给他留下的十几顷好地、镇上的店铺和一座碾米厂早在民国36年便在一场豪赌中输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屋后的一大片竹林和两亩薄地。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幸事，划分成份的时候他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政治上同上中农一视同仁。但真正有田产有家业的上中农是耻于跟这个二流子为伍的，每逢二流子腆着脸向村里的上中农告帮时，他们会扭过头去朝地面上猛冲一口：“呸！送子观音瞎了眼，生出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跟这些人惜粮食是绝不可能的，想到这里，二流子直起身来恨恨地骂：妈的，迟早一天老子要起来共你们的产！统购统销，折产归社，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 ”’
二流子有一个特点：尽管他们时常为生活问题所困扰，但他们似乎总是沉得住气，村头的庙宇是长者们聚集的地方，他们三个五个一堆蹲在戏台子下面晒着太阳，聊着年景，二流子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年轻人，他在长者圈子外敞怀们虱，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长者们虽然平时为人厚道持重，但对混在他们中间的二流子也不免口尖舌利起来，他们会动不动拿二流子来说事：“给困难户吃供应粮咱没意见，可就像他（指着二流子），人高马大的，种着几亩好田，一粒粮食不交，张着一张嘴每年叨集体的供应粮……”，“长贵家的大小子成天不学好，东游西逛，田也不种，到了老也就是他（指着二流子）这样了……”，“啧啧，村干部一开会就煮挂面，二流子也在家里煮挂面——你算老几，也配？”二流子也习惯于自轻自贱，非但不生气，还挺凑趣，一面捉虱一边点头哈腰：“嗨！提我干嘛？我这人模狗样还值得您老操心？不过现在的干部哇，日子是过得不赖……”他很容易地把人们说闲话的目标转到干部那里了。虽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把二流子当作正经的发言者，但有时候二流子的风凉话中透出的信息也不能不使戏台子下的人皱皱眉头。农村人承认：二流子的眼神好使。
在农村时，只有这几类人是满口新名词：干部、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再有就是二流子和地主。二流子喜欢说新名词，是因为他喜欢到城镇活动，因此他的流行语汇不亚于城镇居民。二流子能说新名词还有一个好处：每次向村干部申请供应粮时，可以用新名词来表态：“明年，我一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村干部也被他逗得一乐：“走走走，别让我再听到你这个腔！”二流子深知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懂得撇出些油腔滑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登鼻子上脸，这是一种生活智慧，违背这种原则，只能自取其辱。二流子一般都有一个很难听的外号，这外号基本上人人都叫得。但假如有两种人叫他的外号，二流子一定是要生气的。一种是小孩子，当一群小孩尾随在二流子身后喊着“大喇子”、“滚刀肉”之类的外号时，二流子会猛地转过身，露出很凶的样子，小孩子便一轰而散。二流子追几步，扔一块石头，然后悻悻的拍拍手，用很恶毒肮脏的话咒骂着他们的父母，抄着双手一摇三晃地继续走道。地主分子也不敢惹二流子，二流子的流氓无产者本性爆发出来，是很可怕的，不仅如此，地主在村子里，除了怕干部之外，最怕二流子找麻烦，地主见着二流子都躲着走，唯恐二流子把他们当出气筒。是的，二流子只能在地主身上找到社会主人的感觉，只要他们有闲工夫，他们随时都要发泄这种感觉。在村间的戏台子前，偶尔也有一个地主经过。这时候，笼着袖子昏昏欲睡的二流子便露出亢奋的表情：“唉？你这个老不死的，凑什么热闹？我们贫下中农（根据不同地区，或称贫下中渔、贫下中牧）在这里谈事，有你这个狗地主什么事？想搞破坏吗？”地主一惊，连忙陪笑脸：“哎，哎，大侄子，这不，我去地里收拾我那点麦子，刚路过这儿……”二流子披上棉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提溜着地主的脖领子：“收起你那一套！谁是你的大侄子？这些日子艾森豪为儿打朝鲜（注：农村人不懂艾森豪威尔是个全名，误以为美国总统是为他的儿子出兵朝鲜的），我瞅着你也想要‘炸尸’了！”地主带着哭腔向二流子告饶：“大兄弟，你放我一马吧，乡里乡亲的……。”二流子啐了一口：“呸！你别做梦！想变天？重新剥削老子（天知道谁剥削过他！）？你死了这条心吧，滚！”二流子飞起一脚，地主踉踉跄跄地跑了，二流子的这番表现着实让戏台子前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讨厌，但大家都不好说什么，斗地主嘛，于是，大伙儿都不再说话，日头已值晌午，人们陆陆续续散了。
二流子折腾了一阵，也感到有些无趣，更主要的，他觉得饿了——虽然农闲季节每日只吃两餐，但饿了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二流子不想回家蒸红薯，他木立了半晌，忽然想到：舅舅家里今早打酒割肉，不知是什么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蹭他一顿再作图谋。
打酒割肉的这家人原是为招待邻乡来的亲家，主人眼尖，远远地看到二流子佝偻着肩穿过邻家的菜地朝这厢走来，顿时一股恶气窜上心头，主人叫过灶房里烧火的女人，如此这般地嘱咐了几句，折回堂屋里。
二流子还未走拢，便闻到了肉菜的香味，他清了清喉咙，正想大声甜蜜蜜地唤几声“舅舅”，冷不丁两条恶狗窜了出来，朝着他狂吠乱咬，二流子连忙挡狗呼救：“舅舅！舅妈！家里有人吗——快出来管管狗！”没有人搭理他，他的裤子被撕裂了，发黄的棉花飘了出来。这时候二流子看到了舅舅家的小孩——他的两个表弟出现在院坝里，这两个可恶的小杂种非但不管狗，反而被他的狼狈相逗得哈哈大笑，一边笑还一边鼓励着恶狗：“咬哇，咬！”
舅妈终于出现在院子里了，她先喝走了两个孩子，一边拿着扫帚撵狗，一边打狗一边嘴里骂：“该遭五雷劈的畜牲，只配吃屎的畜牲，一天到晚就知道东寻摸西寻摸，谁有工夫伺候你这个畜牲！——瞧你们这副癞样，还不趁早给老娘滚开点！”
这哪里是撵狗，分明是在骂人，二流子虽然脸皮厚，但也知道舅舅家里不可能有他的座位的，他暗骂一声“晦气！”讪讪地离开了这所院子。
更多的时候，二流子的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农妇的叱骂只是他们每日生活的日常内容之一，他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这种尖冷的人言。然而，他们能够磨练出来这样的本领： 很快就将恼怒化解为无，鲁迅当年写道：在喝过两碗黄酒之后，阿Q又高兴起来了，那么，二流子又为什么事高兴呢？闲汉们总会找到乐子的，在不知什么地方蹭过一顿饭食后，二流子的步伐变得轻快，骨头也轻了许多，他走过村口的小桥，见军属何大嫂在沟边洗衣服.于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洗衣服呢大嫂！裤腿挽得那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性情泼辣的大嫂气得发怔，一扔衣服，回敬道：
“还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么态度？”二流子悻悻然。
“就这态度就不孬，瞧你那副德性，二流子！”
二流子一边走一边嘟囔：
“这老婆，太骄傲自满了，瞧男人回来怎么收拾你……”
天知道，二嫂的丈夫回来会收拾谁呢？只要二流子出现在村子里，这种粗俗的风情剧每天都会上演，二流子的欲念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某些发泄，但这只是二流子阶层最后的快乐，当旧社会的情调随着时代的脚步消失的时候，二流子生活方式的温床也将被无情地摧毁。
年度记事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本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日报》于9月25日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日报》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而现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 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议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2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谈判协议及其他有关协定，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正式签字。28日，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金日成和彭德怀27日发布停战命令， 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全线完全停火。一位深受美军喜爱的志愿军女广播员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向她的听众告别，她动情地用英语向美国士兵们告别，最后一句话是：“请想一想，这场战争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可以补叙的一个细节是：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的一位军官用苏制打火机点烟，打了几十下不见火苗，会场空气顿时尴尬起来，美国军官友好地赠送给对方一只美式打火机，军官点着香烟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手一扬，将那只银光闪闪的打火机扔出他背后的窗口。
★ 毛、梁交恶
“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在政协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毛泽东不断插话，用这样的措辞严厉批判梁漱溟，并评价梁是用笔杀人的伪君子。几十年后，梁漱溟先生提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为这一层极深的误会而痛心疾首。事情起因是：梁在8月 11日的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说，如今“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党放弃了农民。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发言，梁听后“甚感意外”，但并不服气，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收回他的批评，并说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1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6日，梁再次登台声明自己不反对总路线。17日，周总理针对梁的“倨傲”发表讲话，提起了国共和谈时期不愉快的往事。1946年梁漱溟、罗隆基等人曾起草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显然认识不到国共冲突的实质，虽经周恩来抗议后收回，但已经太伤感情。梁的耿直从这次政协会议上开始出名，直到70年代，梁屡屡在政协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周恩来深知梁之性情，指示“可不必纠缠”，使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平安无事。
★ 斯大林逝世
尽管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号召信徒为病重的斯大林祈祷，但斯大林还是于3月5日病逝。获知噩耗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往苏联大使馆哀悼，并向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致电吊唁。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饮宴和娱乐活动。全国县以上行政地区一律于3月9日举行追悼大会。
3月9日下午5时， 正当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从来德总司令到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各界人士纷纷致辞哀悼。同时，《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一文。
诗人流沙河回忆：单位举行斯大林追悼会时，有一人突然放声大嚎，令会场中人十分紧张，年轻的流沙河认为此举不免矫情，也许正是这种“独立见解”埋下了以后的《草木篇》的祸根。
★ 中国式集体农庄
“高级社一成立，跟苏联老大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共产主义一实现，那个牛奶还喝不惯哩！”
“经常喝就喝惯了……”
这是50年代的典型对话之一，反映了中国农民对集体化之路最率真的理解。地处北大荒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和平村就出现了高度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和平村是一个有四、五年劳动互助基础的村庄，全村282户中只剩下3户单干的农民，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必须走苏联农民走过的集体化的道路，和平村集体农庄就这样成立了。这个农庄的主要生产资料折价作股归集体所有，但每户仍留有自己的房屋，几亩菜园和一两头母牛，他们还可随意饲养猪和鸡只等。
集体农庄的核算实行劳动日制分配，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形式。集体农庄制度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所有农作物的产量都大大超过了一般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如庄员王焕义过去是一个有三匹马和七公顷半地的富裕中农，参加互助组时，全部收入为23石1斗粮，然而，集体农庄的头一年，庄员每户平均净分便达30石8斗粮。
★ 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案
据新华社报道：安徽省歙县卫生院秘书朱唯物、院长张锦辉、县府民事科长钟生明等干涉女护士江丽丽婚姻自由，非法审训逼供，致使江丽丽投井自杀身死。
江丽丽与卫生所干部赵立品发生恋爱关系，赵立品工作有错误，被停职反省，接受调查处理，负责调查赵立品错误的钟生明不是对赵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而是着重纠缠他和江丽丽是否发生性关系的问题。钟生明、张锦辉、朱唯物还不断给江丽丽施加压力，其中朱唯物表现最为恶劣，他非法审训江丽丽，常常在半夜三更把江从床上拖起来讯问，强迫她承认被赵****过，江迫于威胁，捏造了口供，赵立品得知后服毒自杀（未遂），县里不但不予重视，反而判处赵五年徒刑。
江丽丽后也因不堪迫害，跳井自杀。令人发指的是，县法院在江死后，还非法开棺验尸，一定要达到证明江丽丽被****的目的，此事引起公愤，有关当事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 育婴堂黑幕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被嬷嬷关进狭窄的铁箱子里，当人们打开这铁箱，女孩子僵硬的尸体已变成一个“V”字形，这仅仅是有关育婴堂慈善外衣下的罪证之一。7月4日，上海群众九百多人聚集在徐汇区的育婴堂广场，追悼被帝国主义以“慈善事业”为名而杀害的无数无辜婴儿，到会家属们静听着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圣母院工作组宣布经过调查的婴儿名单，盼望着能重新和亲生骨肉团圆。但名单宣布后，绝大多数家长失望了。家属吴杏芬昨上午带着一盒月饼赶到会场，想看一看才生下一个月就送进育婴堂的孩子，但她在会场上只看见一堆婴儿骨骸，她悲愤地哭着说：“我的孩子要活着已经九岁了。现在没啦，我恨死了帝国主义分子！”这些家属们在解放前因生活困苦而被迫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但今天他们只看到残害孩子的木棒、铁棍、剪刀、鸡毛帚，看到了搬运尸体的工具：竹篓、扁担、棺材、破席子……这些触目惊心的实物使人们痛哭失声，从掩埋被害婴儿的“圣地”挖掘出的累累白骨，令人们为之战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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