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渔阳鼙鼓
作者：宋强、乔边
数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虽冷心里热，
我从前线刚回来，
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歌剧《刘胡兰》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帐”，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帐”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在北方，在解放区，丰饶或贫瘠的田垄之上，革命的风潮碾碎着一切恶制度的风景：镂花窗棂、华屋红烛、妻妄成群、豪强武装压迫、鹰坟、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这样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
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乡绅地主的豪强统治，一直是中国阶级斗争中的邪恶象征，在长工和佃户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乡村绅士文明建立起来了，寨堡，深邸，灯笼和酒香，在这富有“东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图景下，隐藏着最广泛、最深重的人间压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立在残酷的土地掠夺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豪绅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县出现的“刘文彩”商标风波就是例证，在消隐了阶级仇恨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乡绅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时尚，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种酒类商标——一种暗示着“妾文化”的白酒商标，有识之士则指出了这种趋向在无视历史本质、扭曲人民记忆方面的危险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对待历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纠正。刘文彩是著名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辉统治川康地区多年， 拥有大邑县周围7个县的土地，可以说是“鸦雀飞不过”的广大地产，是中国第一号大地主。 他以地养兵，以兵卫产，这7个县的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他的农奴，也成为刘文辉军队士卒的后备队。刘的田产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爷”之称的刘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刘文辉和平起义，对人民有功，本着“君子隐其恶”的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有关大邑田产和“收租院”真正的业主刘文辉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兄刘文彩则代替他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地主压迫的标志，刘文彩的食谱——人乳炖人参，他的庄园——雕梁画檐的“欢喜楼”，他的反人权——暗无天日的水牢，在很长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所熟知。
刘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强地主一样，势必在40年代末期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农民武装狙击，背上挨了一枪，被迫携带着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银财富返回他的庄园，在惊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长期渔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下场算是善终。
1948年， 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月11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本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汉奸——作者）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作者）吧！”
这是解放区朗朗的太阳驱散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严厉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惨的场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 很少有人提起。 鲁迅先生曾说：“（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当亿万人的脚步声湮灭了原野下灵魂的呼号时，我们说：历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关注那些伟大的事物，并使它长存不灭，中国的革命进程不会因流血而变得迟疑，变得温和纤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居易当年诗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内战烽火的再起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惊破了伪“国大”权力分配之后的太平梦幻。战场的一再失利使蒋介石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并没有使政治得到丝毫的的改观，国民党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无能，正在使他的政权失去道义基础。在城市，教授、学生和工人纷纷诅咒着民国的黑暗，他目前的处境并不比当年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好多少。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土地的农民则把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产生了某种“醒悟”，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蒋强调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外国人士惑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宣传，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农村改良，确实能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农民谋福利，而国民党虽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未实行，这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用事实来纠正。因此，我们在收复区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成绩；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得到利益，而不是为地主谋利益。”国民党不但拟制了《对中共解放区目前工作大纲》，规定了由中共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一律维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二五减租”，“光复区之土地所有权仍暂归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不久，国民党又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规定“收复区”佃租额不得超过1／3，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由国民党地方政权“征收”后再“发还”给农民，地主损失由国民政府“补偿”，这样，既维持了国民政府“体面”，又“顺应”了民意。
然而，国民党人士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土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称：“自我军收复以后，地主对土地问题多未遵照中央规定处理收复区土地办法办理，最近发现两种不良现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区佃农之全部财产，并加以驱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颁发之处理办法及实行二五减租，反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领后历年旧帐，致使佃农不安。”“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说：“政府曾有明令禁止报复，惟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与共军接近地区，双方仇杀更无虚日。在此情况之下，民众仇恨日益加深，实际问题无从解决，多数地方政府为顾及‘人情’，悉听其自然演变，不加禁止。”这样一种结果，只能证明蒋介石所引述的国际人士评价的某种真实性，国民党姗姗来迟的所谓“平均地权”，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主观方面的某种醒悟，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省的历史。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实行“三七五减租办法”，稳定了台湾省的农村局势，后来国民党政权又进一步用重金将台湾耕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50年代发端，台湾社会记忆的重大内容，然而骨肉分离的现实，又使大陆人民长期疏离了这一历史，当我们叙述到5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忆时，不得不面对这一悲哀的事实，并为生活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 ※ ※ ※ ※
要谈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不能不谈到土地的变迁史。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帐”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 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 因此，当我们遥望1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贫农团和还乡团的仇杀之酷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国人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艰难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名词，因为它从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德沃夏克《新大陆》中的著名的爱尔兰民谣旋律。在华北，在河南，在山东，在各个老解放区，都涌现出有着诗意化名称的“还乡团”组织，正如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诗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烧着失乐园者复仇的毒焰。在谁是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民展开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性十足的历史性搏杀，搏杀与清算的场面木身决不是诗情画意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 一刀两段， 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在广袤的田园上，清算与反清算，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暴力剧交替上演，30年代写《原野的风》的蒋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会为他当年所憧憬的农村革命的苍白和狭小而感到赧颜。华北和东北的原野上响彻着活中国的怒吼，青年诗人菲可写道：“亿万人在云之下运行／巨幅的河川与原野承受着它们的运行／巨大的山峦分开它们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时汇入云中、风中／道路上种种历险与惊涛／没有超出先祖的预见与忠告／是思想催促着它们摆脱了磨难／继续运行”（《亿万人同行》）。郭沫若当年为蒋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说：假若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这话大概不会被人喊出的罢。然而，30年代最早描写了土地革命斗争的蒋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会承认：眼前的活中国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伟大的革命史诗，一种制度的覆灭，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将迫使旧制度的骑士们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价而实现民族的更生，这铁律未免残酷无情，但却是造物的需要。
年度记事
★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打响
11月2日， 东北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自此结束。本年秋天， 东北地区国民党军4个兵团，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55万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完全陷入被动。而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中央军委根据整个形势，决定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并在东北战场进行第一个战役。战役于9月12日发起， 历时52天。除营口守军万余人从海上逃跑，锦西、葫芦岛之敌南撤外，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为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1月，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至本年底，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部被全歼；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部起义，解放军攻克徐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12月，平津战役打响，天津、新保安，张家口国民党守军被全歼，北平被围困。
★ 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
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布了发动内战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诚，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历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祯，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
本年，陈伯达发表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两本小册子，在国统区秘密流行，国民党统治的道义基础已经丧尽。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本战犯
11月4日， 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确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等人，应对日本占领南京后，6周内屠杀中国人民30万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对其他战犯也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 蒋经国“打虎”失败
为了收拾人心，蒋经国本年在上海进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动，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10月，“打虎”扯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一案，该公司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成为蒋经国准备拿来开刀的“大老虎”。蒋介石闻讯，不顾军情紧急，从前方飞回上海，下令将孔令侃救出。监察委员们支持蒋经国，坚持要查扬子公司，蒋介石授意上海市长吴国桢为孔百般开脱。10月底，孔令侃离沪赴美，溜之大吉，蒋经国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
★ 宋庆龄“哭灵”
3月21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蒋介石率国民党文武官员前往中山陵谒陵，正当在孙中山像前默哀时，宋庆龄走上前去，望着国父遗像大声哭着说：“你真死了哇？你死断了气哇？现在的国家让一群狐群党群在那儿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蒋介石等人感到恼火，又不便发作，谒陵活动草草结束。
★ 朱自清宁死不食美粮
6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表示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北平各大学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而病逝。朱自请是我国新文学史的杰出代表人物，曾与俞平伯，叶圣陶创办“五·四”以来第一家现代诗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华文学系。毛泽东盛赞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8月19日， 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使通货增加了11倍。本年发行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1元比法币300万元，金圆券发行总额， 以20亿元为限。11月8日，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撤销20亿的发行限额。11日又通过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改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为20：1。13日，蒋介石明令公布以上两个“办法”，等于宣告“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 陈布雷绝望自杀
11月13日凌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谋士陈布雷，因感于蒋介石政权无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自杀于卧室内，他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果其无价之一生。”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号畏垒，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7年以来，长期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陈自杀后，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 香港警察在九龙寨拆屋并枪击民众
2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照会，强调九龙城寨的主权，管辖权属于中国，港英政府应对九龙城寨拆屋事件负责。
去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龙城寨内居民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限两星期内执行， 今年1月5日，香港警方实行强力拆屋，1月1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当局否认九龙城寨有管辖问题存在，两天后，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再次强行拆屋，并开枪射击在场群众，造成居民6人重伤。1月16日，广州举行声援大会，部分群众前往沙面焚烧英国领事馆，广东各界发起“穗各界对九尤事件后援会“，声援九龙城寨同胞。
身上虽冷心里热，
我从前线刚回来，
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歌剧《刘胡兰》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帐”，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帐”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在北方，在解放区，丰饶或贫瘠的田垄之上，革命的风潮碾碎着一切恶制度的风景：镂花窗棂、华屋红烛、妻妄成群、豪强武装压迫、鹰坟、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这样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
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乡绅地主的豪强统治，一直是中国阶级斗争中的邪恶象征，在长工和佃户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乡村绅士文明建立起来了，寨堡，深邸，灯笼和酒香，在这富有“东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图景下，隐藏着最广泛、最深重的人间压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立在残酷的土地掠夺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豪绅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县出现的“刘文彩”商标风波就是例证，在消隐了阶级仇恨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乡绅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时尚，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种酒类商标——一种暗示着“妾文化”的白酒商标，有识之士则指出了这种趋向在无视历史本质、扭曲人民记忆方面的危险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对待历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纠正。刘文彩是著名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辉统治川康地区多年， 拥有大邑县周围7个县的土地，可以说是“鸦雀飞不过”的广大地产，是中国第一号大地主。 他以地养兵，以兵卫产，这7个县的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他的农奴，也成为刘文辉军队士卒的后备队。刘的田产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爷”之称的刘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刘文辉和平起义，对人民有功，本着“君子隐其恶”的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有关大邑田产和“收租院”真正的业主刘文辉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兄刘文彩则代替他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地主压迫的标志，刘文彩的食谱——人乳炖人参，他的庄园——雕梁画檐的“欢喜楼”，他的反人权——暗无天日的水牢，在很长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所熟知。
刘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强地主一样，势必在40年代末期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农民武装狙击，背上挨了一枪，被迫携带着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银财富返回他的庄园，在惊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长期渔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下场算是善终。
1948年， 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月11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本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汉奸——作者）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作者）吧！”
这是解放区朗朗的太阳驱散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严厉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惨的场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 很少有人提起。 鲁迅先生曾说：“（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当亿万人的脚步声湮灭了原野下灵魂的呼号时，我们说：历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关注那些伟大的事物，并使它长存不灭，中国的革命进程不会因流血而变得迟疑，变得温和纤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居易当年诗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内战烽火的再起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惊破了伪“国大”权力分配之后的太平梦幻。战场的一再失利使蒋介石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并没有使政治得到丝毫的的改观，国民党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无能，正在使他的政权失去道义基础。在城市，教授、学生和工人纷纷诅咒着民国的黑暗，他目前的处境并不比当年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好多少。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土地的农民则把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产生了某种“醒悟”，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蒋强调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外国人士惑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宣传，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农村改良，确实能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农民谋福利，而国民党虽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未实行，这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用事实来纠正。因此，我们在收复区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成绩；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得到利益，而不是为地主谋利益。”国民党不但拟制了《对中共解放区目前工作大纲》，规定了由中共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一律维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二五减租”，“光复区之土地所有权仍暂归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不久，国民党又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规定“收复区”佃租额不得超过1／3，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由国民党地方政权“征收”后再“发还”给农民，地主损失由国民政府“补偿”，这样，既维持了国民政府“体面”，又“顺应”了民意。
然而，国民党人士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土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称：“自我军收复以后，地主对土地问题多未遵照中央规定处理收复区土地办法办理，最近发现两种不良现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区佃农之全部财产，并加以驱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颁发之处理办法及实行二五减租，反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领后历年旧帐，致使佃农不安。”“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说：“政府曾有明令禁止报复，惟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与共军接近地区，双方仇杀更无虚日。在此情况之下，民众仇恨日益加深，实际问题无从解决，多数地方政府为顾及‘人情’，悉听其自然演变，不加禁止。”这样一种结果，只能证明蒋介石所引述的国际人士评价的某种真实性，国民党姗姗来迟的所谓“平均地权”，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主观方面的某种醒悟，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省的历史。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实行“三七五减租办法”，稳定了台湾省的农村局势，后来国民党政权又进一步用重金将台湾耕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50年代发端，台湾社会记忆的重大内容，然而骨肉分离的现实，又使大陆人民长期疏离了这一历史，当我们叙述到5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忆时，不得不面对这一悲哀的事实，并为生活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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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不能不谈到土地的变迁史。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帐”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 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 因此，当我们遥望1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贫农团和还乡团的仇杀之酷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国人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艰难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名词，因为它从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德沃夏克《新大陆》中的著名的爱尔兰民谣旋律。在华北，在河南，在山东，在各个老解放区，都涌现出有着诗意化名称的“还乡团”组织，正如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诗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烧着失乐园者复仇的毒焰。在谁是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民展开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性十足的历史性搏杀，搏杀与清算的场面木身决不是诗情画意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 一刀两段， 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在广袤的田园上，清算与反清算，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暴力剧交替上演，30年代写《原野的风》的蒋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会为他当年所憧憬的农村革命的苍白和狭小而感到赧颜。华北和东北的原野上响彻着活中国的怒吼，青年诗人菲可写道：“亿万人在云之下运行／巨幅的河川与原野承受着它们的运行／巨大的山峦分开它们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时汇入云中、风中／道路上种种历险与惊涛／没有超出先祖的预见与忠告／是思想催促着它们摆脱了磨难／继续运行”（《亿万人同行》）。郭沫若当年为蒋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说：假若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这话大概不会被人喊出的罢。然而，30年代最早描写了土地革命斗争的蒋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会承认：眼前的活中国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伟大的革命史诗，一种制度的覆灭，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将迫使旧制度的骑士们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价而实现民族的更生，这铁律未免残酷无情，但却是造物的需要。
年度记事
★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打响
11月2日， 东北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自此结束。本年秋天， 东北地区国民党军4个兵团，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55万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完全陷入被动。而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中央军委根据整个形势，决定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并在东北战场进行第一个战役。战役于9月12日发起， 历时52天。除营口守军万余人从海上逃跑，锦西、葫芦岛之敌南撤外，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为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1月，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至本年底，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部被全歼；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部起义，解放军攻克徐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12月，平津战役打响，天津、新保安，张家口国民党守军被全歼，北平被围困。
★ 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
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布了发动内战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诚，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历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祯，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
本年，陈伯达发表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两本小册子，在国统区秘密流行，国民党统治的道义基础已经丧尽。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本战犯
11月4日， 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确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等人，应对日本占领南京后，6周内屠杀中国人民30万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对其他战犯也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 蒋经国“打虎”失败
为了收拾人心，蒋经国本年在上海进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动，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10月，“打虎”扯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一案，该公司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成为蒋经国准备拿来开刀的“大老虎”。蒋介石闻讯，不顾军情紧急，从前方飞回上海，下令将孔令侃救出。监察委员们支持蒋经国，坚持要查扬子公司，蒋介石授意上海市长吴国桢为孔百般开脱。10月底，孔令侃离沪赴美，溜之大吉，蒋经国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
★ 宋庆龄“哭灵”
3月21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蒋介石率国民党文武官员前往中山陵谒陵，正当在孙中山像前默哀时，宋庆龄走上前去，望着国父遗像大声哭着说：“你真死了哇？你死断了气哇？现在的国家让一群狐群党群在那儿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蒋介石等人感到恼火，又不便发作，谒陵活动草草结束。
★ 朱自清宁死不食美粮
6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表示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北平各大学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而病逝。朱自请是我国新文学史的杰出代表人物，曾与俞平伯，叶圣陶创办“五·四”以来第一家现代诗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华文学系。毛泽东盛赞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8月19日， 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使通货增加了11倍。本年发行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1元比法币300万元，金圆券发行总额， 以20亿元为限。11月8日，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撤销20亿的发行限额。11日又通过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改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为20：1。13日，蒋介石明令公布以上两个“办法”，等于宣告“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 陈布雷绝望自杀
11月13日凌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谋士陈布雷，因感于蒋介石政权无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自杀于卧室内，他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果其无价之一生。”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号畏垒，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7年以来，长期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陈自杀后，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 香港警察在九龙寨拆屋并枪击民众
2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照会，强调九龙城寨的主权，管辖权属于中国，港英政府应对九龙城寨拆屋事件负责。
去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龙城寨内居民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限两星期内执行， 今年1月5日，香港警方实行强力拆屋，1月1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当局否认九龙城寨有管辖问题存在，两天后，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再次强行拆屋，并开枪射击在场群众，造成居民6人重伤。1月16日，广州举行声援大会，部分群众前往沙面焚烧英国领事馆，广东各界发起“穗各界对九尤事件后援会“，声援九龙城寨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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