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了。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几年，我对于文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小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中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是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读了黄秋耘的《锈损灵魂的悲剧》，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的这样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着组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里的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被划为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一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入党！”这个李××原是国民党里一个校官，由我们的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全编辑部都知道。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嚷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为打过一点掩护（我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一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志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冯文彬就都叫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不过二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用不着问的。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旋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她真的以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当成党的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也因公来京。她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解释说明了当年他们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才有所醒悟。但是，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感概诸多。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给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辟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多划学生少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实为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自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厉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他过关。所以，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谁都以为这又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他当然也会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还是不能苟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柯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仍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些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这是后话。
　　在反右中，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这次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一个是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
　　王蒙那时才24岁，15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在共青团市委，他们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听人说，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既从未去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同时，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到了1985年，我才得知葛佩琦的事。这个人的问题是在“阳谋”口号刚刚提出来时，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一段报纸报道上，看见一段稍长的引文，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说的是必须为人民，共产党不能高于人民。哪里是盲目的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我是不知其详，只在大批右派中，感到这姓葛的并无大罪而已。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老头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说了一句人民很重要之类的话，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号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再一个储安平，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这个人的“罪行”，简直就不用捏造，简单明确的一句：他说过共产党要“党天下”。这还不是反党？别的话都不用了。这种罪名，莫说外国人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一般尚未深受党的浸透骨髓教育的普通人，也会想不通：怎么“党天下”是正确的，攻击这句话就是“反党”！或者，共产党本来就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不许把天下与党二词联在一起？或者，共产党的天下本来非常民主，民主到不能再加一分，所以不能再说它党天下，说了就是讽刺？反正不论怎么说，说了这么一句话即系十恶不赦的大罪，这种说法本身就使人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必再搜集许多材料了。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我只举出一些著名右派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
　　先说章乃器。章是当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派了陈翰伯等人当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联系。章是一位银行家，又很热心救亡运动。他找来沈钧儒等，开成了会，搞成了大游行。（这都是后来陈翰伯他们回忆起来的。）后来章本人因出头搞救亡而被捕，成了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个事实上紧跟共产党的人，却在解放后划成右派。根据就是在一次发表个人意见的会议上，说了“民主党派可以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一句（意思是如同打脾，你拿了庄家脾，下次让他拿），由此变成了反党头目。他们大约以为新的国家建立以后，他们这些参加建国的人，总会有说说话的一席地，等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事实弄不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四才女之称，除她之外，还有一个也被划成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这就被划成了右派，被认为是攻击了新社会。第三位被划右派的才女是戈扬。她本来是出名的左派，曾担任过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后来主编《新观察》。她写过一篇文章说，二十年之后（时间我记不清）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笑出眼泪来。这篇文章被一向被认为右的黄秋耘写文章驳斥，说如果家里死了人也不哭吗？一时引为笑谈。但是戈扬心里真的怎么想的呢？她的丈夫胡考被划了右派，她背地里偷偷对人说：人们有话现在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是只能说假话。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于是她被划为右派（胡考是一位名画家，也是著名左派）。这几位才女被划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劳、才华亦均予一笔抹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随手扒掉了。还剩下一个逃脱“右”网的“才女”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划为右派。龙云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恐怕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可说是资产阶级右派。但是解放战争时，他在云南毅然起义，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
　　还是说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刚刚听见军乐队在奏《八路军进行曲》，想起了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那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跑出来主动接待，说应该纪念烈士们。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去看我们，还说要组织清华职工球队，向师大挑战……后来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提了“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共产党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他提出早年大学里教授治校的主张，成右派理所当然。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被划为右派。他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看起来，由于北京市干部也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过去，所以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这种办法，各级都不能不如此。前边我说了“矬子里选将军”，硬拔出钟鸿当了右派的荒唐故事。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其作品都说成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阴随意抛弃，谁也不能回答。
　　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一问从外地调回者，差不多全是。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人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所犯的罪行，可以列举一下，并无一个主张资产阶级思想的（如果这算犯罪），甚至人人都是主张拥护共产党的。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让我们再呼几声吧，我至今还常提起那些能够在运动中伸手设法帮助别人免划右派的人，对他们应当感谢和赞扬，高呼万岁。哪怕他也划了别人，但是能少划一个，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