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语言。但是后来文艺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情，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真想不到严望竟会是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