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有一首诗——《愧对一切死亡》。一切死亡是这个现代诗人的自我感觉，“我们夺走了它的一切，不给它留下一种颜色，一个音节”，“我们像窃贼一样已经瓜分了夜与昼的惊人财富”。博尔赫斯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一切死亡”。在他看来，如今我们有太多的“诗人”，甚至有拥抱别人和自己死亡的诗人，他们在沸腾的文化街市之上或之下去寻找装模作样的天空，却丝毫没有“愧对一切死亡”的感觉。读这些诗句，让人深感震撼，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死亡可能比博尔赫斯所感受到的更加“一切”，更加“彻底”，更加“无可挽回”。“一切死亡”就在我们周围发生着：清新的空气在死亡，清澈的河水在死亡，斑斓的树木花草在死亡，鲜活的各类生命在死亡……
与这些死亡相伴随的是我们心灵的死亡。我们不会同情了，因为同情可能让我们上当；我们不会爱了，因为爱是需要付出的；我们不会欣赏美了，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份闲暇的、渴望捕捉美的心境。整个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世俗化，这么缺乏爱与善”。可是，没有同情，没有爱和善良，没有美，不就是我们自己的死亡吗？
我们听信一些专家的话：地球死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外层空间找到新的家园。在我看来，这类以科学的名义，行“抛弃地球母亲”之实的言论是真实的谎言，从根本上说，不是地球需要人类，而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尼采用“强奸万物”来概括今人对自然万物的态度，虽骇人听闻，却是实情。今天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已开始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张开双眼，惊骇不已。
是的，是诗人最先聆听到大地母亲痛苦的喘息声。今天，诗人的体验终于让我们与死亡相遇。难怪在人的世界中，诗人得到最高的评价是：他们是“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的人”。
要命的是，面对无处不在的“一切死亡”，我们的心灵丝毫没有“愧对”的感觉，我们大多数人牢骚满腹，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们作对，和我们过不去。可是，“在人与世界的战斗中，世界不是发起者”。这让我想起二次大战后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它表达的是一种无可言说的悲切和失望。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奥斯维辛以后是否还有理由活下去？当人们为生命所迫继续活着时，就必须负起一种责任，使奥斯维辛不再重现。阿多诺说：“这不是出于教养，而是出于对自己在地狱中仍然呼吸的羞愧。”也许，现代人对羞愧的感觉已十分陌生，他们不能理解博尔赫斯的“愧对一切死亡”是这样一种内心感受：当看到周围的许多人陷于困境之中时，我却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使我难以承受；我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那么多痛苦而流泪；思考不应该杀害和折磨生命的律令，是我自青少年时代以来的大事；我意识到，害怕被别人嘲笑为“多愁善感”会使我变得麻木不仁；我的爱一无所得，这是由于我心中的爱还太少；我对出现在周围的虚伪和欺骗无能为力，是因为我本身还不够真诚；我的温柔常常被误解和嘲笑，这意味着，我心中的温柔还不足以感化人。
今天我们的不幸在于，能够做这样的自省太难了，启蒙让我们从一种蒙昧中走出来，又陷入了另一种蒙昧——“理性的蒙昧”。我们变得浅薄了，过于“自恋”了——“人们醉生梦死，放纵地生活，人们非常不负责任地生活：人们恰恰将这叫做‘自由’”。是什么让人们如此肆无忌惮？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也指出：“现在需要做出最大的精神努力，以便摆脱那控制了人类的无神无信的梦魇。”我体会，这不是要我们现代人回归到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之中，而是呼唤我们在内心培育出对待万物的敬畏之情，从而能将对自己的爱、同情扩展到自然、他人，扩展到一切生命。对待万物“感同身受”是传统留给我们的最弥足珍贵的资源。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百兽率舞”，可以毫无讽刺意味地说：人类如果想要在这个星球上长存下去，确实必须“与狼共舞，与百兽共生”。就此而言，“愧对”的情感意味着面对苦难、面对“一切死亡”时自己的责任：提高你自己，这是你对提高社会所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