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叫我难受的是，对那种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误读，导致了我对他们编织世界的向往，并开始模仿和企图融进他们的世界。可是，当我做出决定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想法是如此的可笑。可笑来源于自己的一相情愿，我混淆了他们过去正在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理想生活状态的界限。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字并不是为了怀旧和记录而诞生的，而是对各自理想状态最大限度的讴歌。这样乌托邦式的幻想截然表现为两种：矫情的愤怒和理性的放纵，余杰和许知远堪称这两派的代表人物。
应该说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加缪化，也就是很反叛，都有着加缪式的“青春狂想”症。但是性情与思维的不同，使这两个北大才子出现了不一样的叙述。余杰走在未名湖畔，思考着这个国家的未来，感触处，捏出拳头，满面的愤怒与忧伤，逮到谁就臭骂谁来发发气。
这个过于敏感和神经质的年轻人，不免叫人担忧，他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琴弦绷断。余杰最先挑起的争论是关于昆得拉与哈维尔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一些言论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的玩玩文字游戏，那么此时和稍后一些时候的余杰则开始了庖丁解牛伪大师风范，紧接着对余秋雨的批判无疑说明了这一点。他所追求的那种“火与冰”的境界，在这里事实上已经炼得走火入魔了，那一端都没有火候，剩下只是一点点温情，或者说是矫情。
《两人行》是我见过最无意义的爱情故事之一，整篇文章毫无可取之处，文学的真情与爱情的感性被作者无耻地践踏了。最叫人愤怒和不可忍受的是，他竟然把它编织得如此之长。在写给索尔仁尼琴一系列文章中，他更是矫情得那样的露骨，竟然又看到了“流着泪”这样的句子。除了给人自恋自虐者的可怕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说法。他几乎不会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所以余杰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演员，沿着“五四”时代先人走过的路线，率领着鲁迅、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奥威尔……重新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人权”、“民主”、“道德”、“责任”等等。他因长时间愤怒而没有得到放松的脸显得异常诡秘和可怕，他攻击着那些世人皆知的东西，投过去笔与匕首，还有未曾下咽的唾液。
任何一个不被皇帝新装迷惑的人都看得见的常识，反而被急着做勇敢小孩的余杰率先霸占了，可笑的是他丝毫不在乎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费力挣得的站台，一上去就变得目空一切起来。那些满是煽情的宣传，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充斥着混乱的逻辑和为了攻击而假设的事件，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有着启蒙和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义？余杰的青春期太短，因为矫情和愤怒使他过早地成熟了。
现在我来说说许知远，这个家伙极力把自己扮演出一副快要死的松散形象。他穿着拖鞋，打着口哨，在校园路来回穿梭，看看风景，随便也看看路边走过的女生。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才会对北大那片林里中快要逝去或已经逝去的象征物发发感慨，但只是感慨而已。许知远的世界是无聊的，在他的文章中早已表露无余。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许知远表现出了对过去岁月种种幻想，有时候还情不自禁赞美几句。他如没有根基的浮萍一样，四处漂泊，刻意对琐碎和废墟进行描写与讴歌，力图在次之上建立一个诗意的世界。与昆得拉的许多小说一样，许知远讲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欲望与反欲望的故事。
欲望是那样的无孔不入，那样地燃烧着人们的心：性、女人、金钱、格调、权利…………什么是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就好象问什么是大便的意义一样叫人十分不爽。许知远拒绝对未来做出幻想，现实生活是一堆废墟，他想在上面种上鲜花，他觉得在以前那里应该是有鲜花的，现在主要目的还是换来一点点廉价的掌声。但是很遗憾，单薄注定了弱小，废墟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种子尚未发芽，便再次被覆盖。于是万般无奈的许知远回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那个“白依飘飘”和每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本《精神分析引论》的年代。这个渴极了的孩子突然发现,那才是喜欢思考的孩子应该去的地方,那才是到处都是文学青年的时代。他不再担心自己是个文学青年而遭到嘲笑了，他终于可以不用伪装自己，再也用不着放纵与绥靖自己了。就在别人猜测他的一相情愿会撑住多久的时候，许知远放弃他的想法，果断地回到现实世界。他终于明白了那也只不过是个陷阱，我以为《抒情的陷阱》是他最重要也是最沉重的文章。因为现实的废墟与理想状态里的废墟对抗，是如此的严肃，废墟注定了只是一个过去的存在和一个受遗弃的实在。它被现代驱赶到过去的世界，而在过去的时间里，它又被进一步放逐到价值领域以外的地带。
与废墟的共生，意味着人正受困于无意义的事物。被虚妄的文化括号所隔离和闲置，在青春的座位里永远的缺席。生活在废墟里的许知远，与每一个过路者握手言笑，生怕惹火了谁。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无济于事，他被他所渴望的生活所拒绝，他只能像一只狗一样在那所美丽的乌托邦房子外面游荡号叫。
我对他们的刻薄，来自他们对别人的要求。这里是许多思维方式，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春类别划分，我只是从中寻找青春的几种可能解读方式，走出别人青春的阴影，才有真正诗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