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教师能否从事有偿家教的话题，近来纷纷进入地方立法层面。像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以及已递交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虽然两者在对待有偿家教上态度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都进入了地方立法程序。
对于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到底是要禁止还是因势利导，目前来说还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议阶段，山东的“一刀切地严禁”听起来有点道理，浙江的“有条件地放开”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因而，教师能否从事有偿家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当然，鉴于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社会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但如何规范，本身就是个难题。再说规范也不一定就非要立法，对其做出强制性的限制。而且像这种事，本身也不适合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一刀切”，否则很容易导致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山东，教师一律不得从事有偿家教；然而，在浙江，教师却可以在双休日从事有偿家教。同在中国，同样是教师，在一个地方可以合法做某些事，在另一个地方却不可以，否则就是违法，虽然背后都有法律依据，但给人感觉就是有点“混乱”，让人不明就里。
现实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形，本无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完全可以交由市场自行决定，但有些地方却表现得很“偏爱”法规，动不动就出台个行政规章，甚至直接上升到立法层面。比如说深圳最近传出的导游小费合法化的规定。按说给不给导游小费，纯属个人自愿行为，而且只要收小费不属于受贿，导游完全可以笑纳，又何必劳驾法律资源呢？再比如，教育部前不久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班主任批评学生，在不少人眼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需要再发文件予以强调，如此多此一举地以部门行政规定的形式进行规范，反倒容易引起“过度干预”教学自由的嫌疑。
与这些法律资源的过度使用不同，有些急需立法的领域，法律有时候却姗姗来迟，甚至至今不见动静。像《反垄断法》，千呼万唤了若干年才得以出笼。而像《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成形，可就是难与公众见面；《彩票法》喊了很久，但至今仍没有进入立法阶段。至于记者频被打，如何以法律形式保护记者权益，则根本没有进入相关立法部门的视野。这些事与教师有偿家教相比，难道不更需要进入立法层面吗？
需要启动立法程序的迟迟不见行动，不需要立法的反而不顾争议，竞相出台，不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法律不是拿来炒作的，有些事情需要规范管理，但规范管理不等于一定要启用立法资源，因为在立法动机让人看不明白的前提下，在立法后续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的基础上，仓促立法，不仅容易让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还有可能导致行政的过多干预，引起不必要的混乱。